申勉自述中的何玉書

“老師除班主任丁揚斌先生是貴州人外，還有楊哲一、錢安毅兩位老師也是貴陽人，他們都是國民黨中央政大畢業的。校長蔣介石兼，教育長丁維芬，抗日戰爭初期是C.C系頭子陳立夫。主任何玉書，負責學校實際工作，系貴州貴陽人，曾任江蘇省農礦廳廳長。抗戰時期回貴州任禁煙特派員。因其秉性剛正，不善迎合，貶為鎮寧縣令。 ” 我的一生 申勉 一、童年時期 1917年農歷七月初一，我出生於貴州務川縣桃符壩馬拱坡一個偏僻的小山村。父輩三弟兄，父親排行第三，性情剛直。母親姓項，為人寬厚。我們姐妹三人，我六歲啟蒙，從人之初而四書、詩經，只求背誦不求甚解。父親管教很嚴，當天課文不能背誦，就鎖我在樓上，連吃飯也不準下樓。十歲時突遭家變，大伯和父親被仇殺，仇家揚言“斬草除根”，我被迫於當年冬隨親戚鄒宗峰去成都。他就讀於南門外私立高琦中學，我在一間教會學校——弟維小學上學。僅一個學期，因經濟困難，鄒就離開成都，把我寄托給一位貴州安順籍的同鄉王景仁先生。王系王若飛一家，其時他就讀華西協合高中，生活也僅能自給而無力助我。我舅走後半年，杳無音信，經濟來源斷絕，生活已成問題，因而被迫失學，只得求助於王先生的同學，每天得幾個銅板，以幹鍋餅，藉以充饑。當時寄宿在王先生處，認識華西大學的代靈君先生，平素經常好奇地問他一些英語單詞，如“花”讀flower，“樹”讀free等，因此對英語逐漸產生了興趣。由於代先生對我遭遇的同情，他主動伸出援助之手，介紹我去見華西協合教會促進會負責人王俊賢先生，該會系一慈善機構。王先生詢問我是哪裏人，為何離鄉背井來到成都，並要我寫一簡歷，那時我年僅十二歲。 第二天我持寫好的簡歷去見王先生，他說：“原打算送你去孤兒院，半工半讀，學點手藝，我看你年紀小，又聰明，決定送你入明德小學。”當時我幼稚的心靈，在孤立無援的處境下，得到了關愛和溫暖，內心感動得流下了熱淚。從此我又重新回到了學校，這是我人生轉折的關鍵，王先生也是我終生難忘的恩人。 明德小學是一所教會學校，位於城內南打金街。校長姓韓，華西協合高中畢業的。教務主任姓曾，是王先生的舅子。入校後把我插在高一年級。當時小學為六年制，分為初小和高小兩級，高小從五年級到六年級。課程有國文、算術、英語、音體等科。我感到最難的是算術，因在家鄉私塾時，連1、2、3……阿拉伯數字都沒學過。曾先生叫人在課余給我補課，經過一個學期的努力，基本上已跟得上班。高一期終考試，竟然躍居全班前列。 高小一年級我在校食宿，二年級時王師母叫我去她家食宿，離校約200米之遙。她家是三合院，除正房外，兩邊是廂房，中間是庭院，有兩棵大樹，還有一個水井。右邊廂房樓上住的是王先生的朋友盧醫生，樓下是客廳，又是王先生的書房，有風琴、留聲機。左邊廂房一間是飯廳，一間小臥室，我就住在這裏。 第一天搬住王先生家，王師母叫我去理個“平頭”，後發現我頭上有瘡，又叫我把頭發剃光，請盧醫生塗藥。有時放學回家，王先生和師母都未回來，我一個人學彈風琴，或放留聲機。有一次師母回來，正逢我放留聲機，她輕聲對我說：“你懂怎樣放嗎？一顆針只能放兩次，否則就會弄壞唱片。”有時我彈琴，她伴唱。我還記得在一個盛夏的傍晚，坐在庭院樹下納涼，師母把我的頭放在她懷裏給我掏耳垢。親切慈祥的面孔，猶如慈母一般撫摩著我的臉蛋，每憶及此，仿佛又回到慈母懷抱中幸福的童年。 在王師母家一年，同吃同住，視若親人，並經常關心輔導我的學習。畢業時能取得全班第二名的優異成績，這和師母的殷切教誨和關懷愛護是分不開的。 還有一事使我深受感動難忘的，在小學畢業那天，校長宴請老師和畢業班學生。當成績通知書發下時，急於知道成績的優劣，就先拆開看了，受到訓導主任的批評。心想畢業了還遭受訓斥，幼小的心靈感覺受到了創傷，回到教室用拳頭擊桌，以示抗議。主任制止不聽，他火冒之下就用板子打我的屁股，這更加使我感到羞怒。在席上只吃了一碗白飯，就回家了。師母看見我含淚的雙眼，詢問為什麽原因後，就急忙奔向學校質問。回來後，她安慰地說：“事情已經過去了，以後不要那樣做。”寥寥數語，流露出慈母的關愛。 小學畢業了，何去何從，忐忑不安。就在這年，王先生去北平燕京大學研究生班學習。同年師母生了個小弟取名超志，他們全家都要去北平。動身前夕，王先生對我說：“我們要走了，你打算怎麽辦？”這時我感到將要離別親人的難過，同時又想到今後前途的渺茫。接著王先生微笑地說：“你入學手續已經辦好了，繼續入明德中學，今後要努力學習，爭取前途。”頓時一顆沈重的心平靜下來，默默無言，悲喜交集，熱淚盈眶。 二、中學時代 （一）雅安的三年初中 1931年秋進入明德中學，學校在成都西南約300裏的雅安縣。由成都經大邑、新津、名山、百犬場等地。當時無公路，步行需數日。雅安位於大河之畔，河裏魚多而味鮮美。河邊有個王胖子，專賣活魚為生，供應來往客人。我們窮學生，只是聽說而已，從未得品嘗。城外面對周公山，每當雲層籠罩山峰，就要下雨，它就是一個晴雨表。 學校坐落在城外張家山上，離城約五、六華裏。每逢星期天，我去城裏教堂做禮拜。有傳教牧師主持儀式，唱讚美詩，朗誦聖經，宣講教義。因我是教會助讀生，參加禮拜也是我應盡的義務。學校校長姓楊，是華西大學畢業的，是位基督教徒。教務主任姓王，是雅安人。和我同班的袁克彬是小學的同學，也是教會助讀生。 同年，“九•一八”事變，日本侵占我國東三省。學校組織我們上街遊行示威，宣傳抗日，聲討日軍侵華罪行。 學校課程中我對英語最感興趣，我買了一本英漢袖珍字典，從A部依次抄寫在紙上貼在床頭邊，清晨起床朗讀背誦，三年如一日，從未間斷。到初中畢業時已記得三千多單字了。音樂老師是個盲人，他身殘志堅，彈唱俱佳，頗能引起學生興趣。物理課當時學校無儀器設備，也未做實驗，但對物理學裏一些基本定理或專有名詞，老師把它們概括成精簡的詞句，以便記憶。如講“阿基米德”原理時，概括為“物體入水，必失其重，其所失之重，等於該物體排開同體積液體之重”。雖時過七十多年了，至今尚能背誦如流。英語課有兩位老師，一個上口語課，是一位美國牧師，名叫施迷斯（Smith），上課用簡短的對話，“yes，or，No”進行問答，另一個上課文。數學課也有兩位老師，一個教代數，講解清晰，比較易懂，幾何是校長兼，照本宣科，學得很差。 初中三年，雖食宿不愁，但寒冬僅著單衣，足穿草鞋過冬。幸虧蒼天有眼，三年無病痛，得以平安度過。 （二）康定之行 初中畢業這年，適逢全球經濟不景氣，生產衰退，市場蕭條，工人失業，美國也不例外。因而教會經費來源困難，對教會助讀生也無力相助。眼看即將面臨失學，前途茫茫，日夜焦思。就在此時，原小學老師羅女士，系王師母女師的同窗好友，她委托當時在康定的屯鹽總司令唐英師長的副官主任，赴成都采購物資返回康定途經雅安之便，捎來一信說：南京中央政治大學附屬蒙藏學校（後改名為邊疆學校）到康定招收高中新生。介紹我去見唐師長的姨太，系羅老師好友，囑我與副官主任同行。從雅安動身當天，路經一座地勢險峻的山崗——的芝閂時，遭遇土匪攔截，隨行護送士兵與之交火，激戰約半小時，土匪被擊退。 從雅安到康定，途經天全、蘆山、瀘定等縣。沿途崇山峻嶺，人煙稀少。翻越大小象嶺山脈，從山麓越過高山需整整一天。從山腳到山頂天氣一日三變，有時山腳是晴天，半山是陰天，而山巔卻是蒙蒙細雨。 到了瀘定，經過橫跨金沙江上的鐵索橋，那是紅軍長征過金沙江的前一年。鐵索橋面放的木板，步行其上，搖搖晃晃。橋下滾滾江水，奔流而下，震耳欲聾，好一幅壯觀景象。當年太平天國石達開兵敗於此，只留下歷史上悲壯的一頁，不禁令人興嘆。 到了目的地康定，副官帶我去見唐師長，他躺在床上抽大煙，眉眼不睜的神情，專門替他打煙泡的人躺在他對面。師長把羅老師寫給他姨太的信略略看了下，便吩咐我住在他臥室旁邊的副官室。 康定是國民黨時期西康省的省會。縣城位於群山環抱之中，常常聽到從山谷裏傳來優美動聽的藏民豪放的歌聲。城裏漢藏雜居，但以藏族為主。有錢人家的小院稱為“哥莊”。飲食以酥油、糌粑為主。 到康定後半個多月，仍未見招生的人來，心急如焚，不知如何是好。師長姨太發現我悶悶不樂的神情，她安慰說：“萬一不來招生，你就入康定師範，校長是司令部委派的，只要師長關照一聲就行了。”雖情緒暫時平靜下來，但內心總是不願在康定。一個月後，招生負責人張篷舟先生來了，真是喜出望外。但招生的對象是西康籍的學生，我又不是西康人，師長叫師範校長填寫一張名康定籍的證明。考試後張榜通知，錄取了十名，我名列第一。當時看榜的人紛紛議論，康定沒有姓申的，一定是冒籍的。通知錄取學生於次日報到，我因怕被當地考生毆打，不敢前往。師長姨太獲悉後就叫一名“勤務兵”隨我同去。到達招辦處，九名學生早已到了，只差我一人。會上通知每人繳保證金30元大洋，並定於兩日後動身。回到師部，姨太問我辦些什麽入學手續後，立即請師長寫了一張“發給申勉入學保證金30元”的條子，交軍需處辦理。臨行前姨太又給我一床新的被子和床單。辭別了師長和姨太，我們一行十一人，雇了六副滑竿、五匹馬，向成都進發。在成都住宿於春熙路青年會，在此休息一天。 當時獲悉王先生已從北平學習歸來，立即去華西大學看望。闊別三年，見面之下，高興萬分。師母把沿途余下的地方鈔票，如湖北的、江西的給我，並再三叮囑我努力學習，立志成人。 （三）南京的三年高中 由成都包車去重慶，轉乘法國汽輪“福同號”出川，經三峽，沿途觀賞峽谷風光，美不勝收，在宜昌停船，遊覽黎園。從重慶至宜昌這段路程，由於江面狹窄又多險灘，只能白天航行。在漢口換了大輪，日夜兼行，到南京下關上岸，改乘汽車直駛學校。經過半個多月的旅途勞頓，又重新恢覆緊張有序的學校生活，心情倍感興奮。 學校位於南京和平門外曉莊，原陶行知先生創辦的鄉村師範舊址，離南京城約三十華裏，坐落在幕府山旁，與紫金山遙遙相對。附近有名勝燕子磯，夏日晚飯後踏著晚霞前往遊覽。當時是一小鎮，有小學、商店等。沿山盤旋而上至燕子磯頭，下臨滾滾長江，波濤洶湧，懸崖絕壁，令人望而生畏。傳說一些失意的人，常在此跳巖自殺。旁邊豎立一塊大石碑，碑上刻有“想一想，死不得”六個觸目驚心的鮮紅大字。經常還有憲兵巡邏於此，註意來往行人，以防萬一。此外附近有三台洞，江心是小島“八卦洲”，據說島上建有硫酸廠。 學校後山，樹木茂盛，南京夏日炎熱，可在林間納涼。 學校實行軍事管理，晨起早操後早餐，然後早讀，八點上課。晚自習後集合點名就寢。按時熄燈，並有軍事教官查房。如此緊張有序的生活，三年如一日，從而養成畢生早起和整潔的生活習慣。 生活方面，每月膳食費7.5元。因同學來自塞外邊陲的新疆、內蒙，有的來自祖國西南的西康、西藏，生活習慣不同，有的吃面食，有的吃米飯。早餐有稀飯、饅頭，每人一碟白糖、三樣素菜。中飯和晚餐有幹飯、稀飯、饅頭，三葷一素一湯，逢年過節，還要加菜。每月還發兩元零花錢。 穿的服裝分春秋兩季，春季兩套德國黃卡布制服，秋季一套棉制服，還有一套外出服呢制服和一件呢大衣。暑天發兩套短衫短褲。 住宿八人一小間，上下鋪，統一發有軍毯、蚊帳。早起整理內務，被條折疊，四楞上線，有軍事教官檢查打分。 學校設洗衣室，有專人負責。臟的衣服交去給你一塊牌子，憑牌取衣。 總的來說，生活方面照顧周到，毫無後顧之憂。 入校後第一年，學校由於擴大招生，新增班級，原有校舍不敷應用。高一新班設在學校辦公室兩旁。後建新教室、音樂美術室和合作社各一幢。高中部分師範、畜牧和普通科三個班級，我是普通科，課程和普通高中相同。班主任丁揚斌老師，貴州黔西縣人，畢業於北京大學，後又入馮玉祥將軍創辦的西北講武堂，曾任團長，馮部改編後，來校任教。三年如一日，不論寒暑，不分秋冬，每晚與學生同堂自習，從未缺席。每兩周作一次文，當場命題，當場交卷。另外還規定寫日記，求真務實的態度使我們深受感動，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現在一些教師，則有望塵莫及之感。 回憶高二除夕之夜，師生歡聚一堂共度佳節，丁老師即席賦詩一首鼓勵我們。詩雲：“良□同聚大江頭，萬裏邊雲一望收。普掛春燈酬歲首，高標團結挽狂流。勤奮好學成風氣，立志成才雪國仇。二十四番風悉起，行看花發滿神州。”（註：我班是高中普通科，那年是高二年級，本班同學共二十四人。） 英語老師勞無逸是留美的。課文中有一課標題為“Mr.TooL”，因此我們尊稱他為TooL先生。語法為原文版《英文文法大全》，著重用圖解分析句子成分，易於理解。高三時換了一位曾任西伯利亞烏丁斯克的領事，第一堂上的是“Necklace”，同學們對他的教學很不滿意，不久他就主動離職了。代數用《範氏大代數》課本，教學方法好，學習進步也快。物理課老師照本宣科，不求甚解，學得糊裏糊塗。其余各科，教學一般，乏善可述。老師除班主任丁揚斌先生是貴州人外，還有楊哲一、錢安毅兩位老師也是貴陽人，他們都是國民黨中央政大畢業的。校長蔣介石兼，教育長丁維芬，抗日戰爭初期是C.C系頭子陳立夫。主任何玉書，負責學校實際工作，系貴州貴陽人，曾任江蘇省農礦廳廳長。抗戰時期回貴州任禁煙特派員。因其秉性剛正，不善迎合，貶為鎮寧縣令。 在高二年級上學期，我患傷寒病，學校立即用校車送往中央醫院。臨行前班主任親來看我，安慰說：“病情不重，安心治療，很快就可返校。”語重心長，感人至深，不禁淌下了眼淚。住院期間，飲食根據病情，分流質、半流質和幹飯、面食，由醫院供應。一入院，私人衣服全部換掉，一律穿醫院病服。病床有專門護理人員，生活不能自理的，洗臉、刷牙、擦身都由護士照顧，勿需親人操心。現在醫院的護理工作與之相比，則差距甚大，口說為病人服務，實際是為錢服務。經過一個多月的治療，病愈返校。雖缺課甚多，但在自己積極努力下，並未掉隊，學期考試成績仍名列前茅。 全班共二十四人，其中青海籍二人，西康籍四人，綏遠、察哈爾籍十八人。和我相處較好的是綏遠包頭市的何廷琨，比我大兩歲。從高二開始，我們每天晚飯後去學校後山樹林間練習演講。後來他在全校（包括大學部在內）演講比賽中榮獲第三名，這不能不說是得益於平時的訓練。 三、高中畢業後 （一）考入西北農學院 高中畢業，正值“七•七”蘆溝橋事變，日本發動了侵華戰爭。“八•一三”日機轟炸上海，接著又炸南京，人心惶惶，不可終日。就在這年，我考取了西北農學院水利工程系。一共湊了四十幾元的入學費，其中有三十元是入高中時的保證金，其余為老師資助的。9月15日由南京乘津浦路火車到徐州，轉乘隴海路到西安，住宿關中旅舍，18日到校。學校位於武功縣附近一座小山上。北方的秋天，樹葉雕零，天氣轉冷，極目一片淒涼景象。學校膳食以面食為主，初從南方來，還不習慣。加之沒有經濟來源，錢用完了，又無後援，日夜愁思，不能安心學習，上了一個多月的課就休學了。 （二）重返母校專修科 離開西北農學院返回西安，又住宿在原來的關中旅舍。適逢從南京回原籍青海西寧的高中師範科同學，得知母校專修科和大學部已遷江西廬山牯嶺，中學部遷安徽黃山。原擬乘隴海直達徐州，然後轉南京，遂改由鄭州轉平漢路到武漢，坐輪船到九江，然後步行上廬山。在山麓有中國旅行社，登記入山可乘轎或坐滑竿。沿途有涼亭，賣小吃、飲料，既可解饑渴，又可供休息。有一段路程坡度較陡，名叫“好漢坡”，顧名思義，能登上此坡者堪稱好漢矣。山頂有小集市，再往前行，曲徑通幽，古樹參天，風景宜人，使人心曠神怡，如入仙境。 學校設於“傳習學舍”大樓，系國民黨培訓高級官員之地，旁邊有圖書館、食堂等配套設施。遙遙相對的是一間美國小學，因山上有很多外國僑民租界地。 在廬山休息數日，又分批去廬山反背之星子縣附近一座古廟軍訓半月。星子縣位於鄱陽湖濱，是一座古城，還有城墻。不久南京淪陷，學校西遷至湘黔交界之芷江縣。從廬山幾經轉折，由九江到南昌，改乘浙贛路到長沙，然後乘汽車至邵陽。在這裏休息幾天，又坐車到洞口，公路至此盡頭，然後步行經洪江到芷江。中學部也從黃山先後到達。專修科同大學部住芷江聯中，中學部住芷江兩級小學。 （三）芷江校潮 學校遷芷江後，原擬稍俟休息恢覆上課。後大學部總務處因尅扣學生夥食費，引起校潮，要求撤換總務主任吳悒峰。吳系國民黨中央委員，是C.C系骨幹，雖名義上負責總務，實際掌握學校大權，蔣介石僅是名譽校長而已。另外學校設教育長，C.C系頭子陳果夫兼。教育部部長陳立夫系陳果夫之胞弟。聞訊校潮發生，陳氏兄弟立即由武漢趕至芷江，召集全校學生講話，勸說大家，以期平息校潮。但因對學生提出要求未作正面答覆，反而激起公憤，群情激昂，當場大家把佩戴的學生證扯下，以示抗議。 我們專修科當時仍隸屬邊疆學校。主任吳鑄仁，也是C.C系。同學們對他過去一些措施早已不滿，無處發泄，趁大學部校潮之際，在每周星期一紀念周儀式上，我當眾向吳發表抗議演講，抨擊其以往措施。會後他派訓育主任崔可章威嚇警告，限令我在二十四小時內離開芷江，否則將以斷然手段處置。惟恐其采取特務手段進行報覆陷害，在同學們的關懷和保護下，於通知離校的第三天，只身悄然離開了芷江。 （四）十一年闊別的故鄉 十歲被迫離鄉，轉眼十一年了。思鄉之念，懷念親情，不禁油然而生。離開芷江，決定返鄉探望慈母。乘湘黔路返黔，到達貴陽，路費已罄，人地生疏，借貸無門，急中生智，向教會福音堂求助。這位牧師名叫George Smeth，是英國人。我用英語和他對話，他慨然資助大洋十五元。按當時物價，這是一筆不少的數。從貴陽乘車到遵義，那時遵義到務川不通公路，只能步行。坐滑竿五天到了縣城，住宿一家小客棧。從談話中得知店主張習書，系和我親戚鄒宗峰也是戚誼。因我年幼離家，不知家住何處，只記得鄒宗峰名字。他告訴我鄒住在柏村場，離城六十裏，以及去柏村的路線。途經一小村莊時，忽然跑來一只惡犬，咬傷後面擡夫的腳，頓時血流不止，只得暫停下來。恰好附近有一間私塾，一位戴眼鏡的鄉教先生走過來，以好奇的眼光打量著我，然後慢吞吞地問道：“你這位先生從何處而來，往何處而去？”開始我還有點猶豫，不敢暴露真實身份，怕被家父仇人加害。但從他和顏悅色的表情，親切的語言，似覺毫無敵意，我才告以真實姓名。“你就是申某某，十多年了，不通音信，家中親人還不知你是死是活。”他驚喜地說。接著又說：“你親姐姐就出嫁在附近的花院子鄒家，他四弟在這裏讀書，叫他帶你去看望吧。” 一進花院子朝門，很多人都圍攏來了。他高聲喊叫：“大嫂，你弟弟回來了。”姐弟相見，互不相識，彼此一言不發，只見她頓時眼淚雙流，萬語千言，不知從何說起。 第二天姐哥帶我回家看望母親。我家和姐哥家只隔一座大山，翻越山嶺，下到山腳就是我們小村——馬拱坡。全院僅二十多戶人家，坐落在似馬鞍形的山崗上。雖村子不大，因在清朝出了個做福建德化縣的知縣，並豎有牌坊，故而遠近聞名。 那天正值春播季節，很多人在下種包谷。路經山崗，大家都異口同聲詢問：“那人是誰？是來找誰的？”七嘴八舌，議論不休。由於我對姐哥打了招呼，事先勿告訴大家，也不要稟告母親，看他們是否認得我。過了家門，姐哥繼續往前走，我也跟著往前行。他回頭說：“你家已經到了，三舅娘不在屋，我去找她回來。”一會兒，媽媽來了，手拿鋤頭，顯然是在菜地幹活。那年她雖才四十左右，但歷經滄桑，滿面皺紋，顯得非常憔悴。母子相見，彼此都認不出來了。媽媽以驚奇的眼神凝視著我，說：“這位先生是從城裏來的嗎？”此時我再也忍不住了，喊了一聲：“媽媽，你兒回來了。”頓時媽媽眼淚雙流，失聲哭了：兒呀！你終於回來了。 十一年闊別，骨肉分離，喜獲重逢，真有道不盡的苦水，敘不完的辛酸。在家僅僅逗留幾天，為了前途，忍痛泣別了慈母，又奔向生活的征途。 四、歧路仿徨的三年：1938—1941 （一）獨山保甲訓練所的半年 1938年5月又轉到貴陽，終日徘徊街頭，惶惶如喪家之犬。正當走投無路之際，遇見高中時的班主任丁揚斌先生，真是喜出望外。他那時在貴陽女中任教，校長劉恒是北大的同窗。丁師詢問我離開學校後的情況，以及來貴陽的目的和今後的打算。我回答說：“升學又無錢，就業又無門，不知如何是好。”他就叫我住食他家，等待機會。後又遇高中時楊哲一老師，介紹我去獨山縣政府作辦事員。縣長呂廣恩系楊師政大同學。那年各縣成立保甲訓練所，調我到所裏當教務員，負責課程安排和學員考試成績等工作。另有管事務的孔繁雲，系縣長同鄉，和我住在一起，因是同齡人，相處很融洽。教育長許中傑，大學學歷，並無官氣，對我們也很好。所裏學員，多數來自農村，文化程度低，見聞不廣，有時我對他們作抗戰形勢報告。縣裏有民教館，有些書刊雜志，閑時可去借閱。 （二）畢節師範的半年 1939年元月，楊哲一老師任畢節師範校長，叫我到貴陽和他同去。我辭去保甲訓練所工作，於2月3日回貴陽，住宿河濱路一家小旅舍。4日早晨到教育廳後的白沙巷看望高中時一位老師冉楚湘先生。中飯時，空襲警報響了，接著緊急警報，炸彈爆炸了，房屋墻壁震垮了半截，嚇得我人忙無計，鉆到桌下。後來敵機走了，出門一望，火光沖天，濃煙滾滾，不見天日，心想不被炸死，也會被燒死。這時看很多人往巷外逃生，我也隨人群沖出去，看到隔壁倒塌的墻下躺著一個小孩呼叫“救命”，自顧不暇，更無人去援救了。出巷後奔向東山郊外。夜幕降臨，火光熄滅了，我轉回住宿的旅舍，路經大十字，原貴陽最繁華的市區，斷壁頹垣，一片瓦礫，余煙未盡，氣味熏人，一片淒涼景象。到達旅舍，房屋已夷為平地，這就是聞名於世的貴陽“二•四”大轟炸。昔日貴陽市的精華——繁華的大十字已成一片廢墟。不知多少人喪失了生命，失去了親人。這一筆血債是日本侵略者對貴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 2月5日隨楊老師同車去畢節，途經黔西、大方兩縣。由於那時路況很差，路面不平，坡度也陡，車速較慢，從貴陽到畢節需整整一天。 學校位於城內白花山腳一座古廟，依山建築，分為高低兩層。學校設初師部和中師部。我在教務處工作，辦理學生註冊、成績登記、缺曠等，同時兼管教師夥食出納、采購。這是楊老師對我的特殊照顧，每月可多得點收入。教務主任楊友群，也是政大畢業的。各科專任教師由校長聘任。其中音樂老師汪秋葉和教務主任楊友群共同創作了一些膾炙人口的歌曲，如畢師校歌，歌詞大意：“畢節的土地連鎖川滇，畢節的民風誠樸勇敢，畢師的同學個個都要做頂天立地的英雄漢……”還編寫一些抗戰歌曲，如《四季歌》，因年代久遠，記得斷續不全，其中有幾句：“春季裏，菜花黃，黃又黃，敵人兇狠甚豺狼，燒殺掠奪奸婦女，血海深仇怎能忘，怎能忘。”歌聲慷慨激昂，雄偉悲壯，至今仍記憶猶新。 在畢師半年，工作之余，仍繼續覆習功課，準備應考大學。解放前大學入學考試不分文理科，高中各科都需測試，只是數理化試題較文科難些。總的來說，學生學習負擔比現在重。如中外史地就有十冊，再加數理化，分量之重，可想而知。從命題而言，國文以作文、翻譯古文為主。英文同樣側重作文、翻譯，沒有單項語法測試。如考查學生真實成績好壞，一篇作文就可反映出來。而目前高考命題，單項語法測試考生縱獲高分，但寫作卻詞不達意，甚至別字連篇，連一封簡短的信函也不通順。 （三）報考軍校 學校結束放暑假了，我去貴陽報考學校。因到達日期晚了，省外來築招生大學已過期，只有待諸來年。而省內只有貴大、師院，學校校譽不高，成績較好的學生都不願報考。 這年武漢失守，抗戰方酣，部隊需人，各類軍事學校降低成績，擴大招生。我以第一名優異成績考入設在貴州龍裏的輜重兵學校，可入伍一月，又開小差跑回貴陽。不久中央軍校昆明五分校來築招生，我考取了，因非軍校本校而又未去。繼後通信兵學校招生，設在貴陽師範，我又以第一名考入該校，由於生活太差，入伍幾天又自動離去。 （四）離鄉十二年回家的第一個春節 在貴陽報考學校這段時間，住宿在銅像台附近龍泉巷務川同鄉伍家旅舍，務川老鄉大都下榻於此。有一位軍官名叫付德書，務川紅絲龍橋人，退役回鄉。閑談中他知道我尚未結婚，無意中談到城裏柑子林有個姑娘，才貌尚可，在心中遂留下了印象。 在貴陽閑住日久，原工作時的積余已快用盡。時近年終，寒冬臘月，思緒不寧，心情浮動，歧路仿徨，不知所從。正值堂兄申又汲在省區長訓練班學習結束返鄉，約我同行，所需旅費，由他資助。自幼離家十多年，未得與親人團聚，共享天倫之樂，更加心急如焚。到家已是歲盡冬殘，除夕將至，過年用品，一應俱無，四壁蕭然，冷冷清清，但得與慈母共進年飯，粗茶淡飯，亦怡然自得，樂在其中。堂兄得知我家境況，叫胞兄貴興哥送上大米、臘肉，並附上一紙：“茲送上年事用品，數雖微薄，此非盜泉，希笑納是幸。”雪中送炭，感人至深。 除夕之夜，自擬對聯一副，慶祝新春： 千萬同胞慘遭蹂躪倭寇使然 後方山國猶慶太平於心何安 （五）務川男小校長：1940年2月 年過完了，堂兄向政府推薦我為縣城男小校長。當時全縣僅有兩所完校，男校和女校。全縣高中畢業生屈指可數，鳳毛麟角。原男小校長由商會會長申惠疇兼，他出身行武，號稱司令官。縣長熊紹儒，黔西縣人，東南大學畢業，此人對務川教育事業有所建樹，1940年創建務川中學。我任男校校長時，教務主任肖紹鑫，浙江人，圖畫教師是縣長同鄉，長於西畫。學校大門頂樓、墻壁都有他畫的圖案，學校氣象，煥然一新。其余各科均系本縣教師擔任。 開學不久，清明前夕，曾任副團長、後在遵義陸大俄語班學習的龔魯先生回鄉掃墓。他勉勵我說：“男兒志在四方，為何戀於小學校長？”接著又說：“我在軍界人際關系較熟，畢業後，屆時可助一臂之力。”在他的鼓勵下，遂毅然辭去了工作。 回憶在男小這段時間，雖很短暫，但終生的姻緣都奠基於此。柑子林的田姑娘，當時在女小讀書，身材修長，排隊在第一、二名。由於原來思想上已有印象，每次集會，便吸引我的註意。在舊社會的封建家庭，受舊禮教觀念的束縛，男女交往很不自由，尤其是象務川這樣偏僻小縣更是如此。彼此面談的機會根本不可能，只有在上學或放學的路上，目迎目送。而她總是低頭匆匆而去，羞答答的神態更加蒙上一層神秘的面紗，越發令人神往。繼後我請人作媒，女方回話需征求其父親意見，因她父親當時在鳳岡工作，不久回信同意，遂按本地風俗先送一道人情。 （六）再次赴貴陽投考軍校 清明節後，龔魯返遵義，約我同行。在遵逗留一日，即貴陽報考成都中央軍官學校十八期一總隊。錄取後，請假回家自行前往。為了省錢，決定步行，取道正安安場，從安場翻越高山白馬，夜宿四川元村壩。當晚敵機過境轟炸重慶。閑談中店主知我去成都軍校，他插話說：“敵機在前後方狂轟濫炸，軍民死傷慘重，很多現役軍人都想退伍，你還去軍校，畢業後不過是個幺排長。”聽了他言，猶豫不決。夜深了，萬籟無聲，輾轉反側，不能入睡。此時又傳來敵機過境的轟鳴聲，想到前方的人還向後方逃命，我又為何自投羅網呢，於是決心返鄉，再作打算。 （七）豐樂區立小學校長：1940．09—1941．02 回務川後不久，親戚鄒宗峰任二區豐樂區長，正值各區新建區立完小，缺乏師資，約我去學校工作。學校僅招初小、高小兩個班。除我外，只有兩名教師，一是況先敏，原籍遵義，系遵義老三中學生，隨同其父來務的。另一位是務川男小畢業的學生，長於繪畫，雖學歷不高，但做一名小學美術教師，亦可勉強充數。學校和區公所設在一幢樓房，依山建築，面臨田壩，後山樹木茂盛，風景宜人，卻有世外桃源之感。學生僅四、五十人。有幾個家境較好的學生在務川初中畢業後，去貴陽高工就讀，抗戰末期參加青年軍去了台灣，如曾凡平，後又由台灣去美國，進了大學，當了傳教士，入了美國籍。1991年後曾兩次返鄉省親，師生重逢，暢敘往昔，滄海桑田，人世變遷，無限感慨。 當時學校設備簡陋，學生桌凳都是臨時固定的長桌長凳，每張可坐四、五人。圖書儀器，設備全無，只是照本宣科。學生年齡一般偏大，上課秩序井然，專心聽講。 （八）為前程二次入川，為婚姻從簡下聘 在豐樂小學一個學期。1941年春，龔魯的幺叔龔植之由軍校返鄉探親，又敦促我去成都軍校，並致信其侄女龔慧給予照顧。龔慧系龔魯之親妹，其愛人任覺五，系黃埔二期生，任四川省三青團幹事長。在他的熱情支持和鼓勵下，我又重振雄心，二次入川。 臨行前，為落實婚事，上書岳父田邦彥，那時他已由鳳岡回縣田糧處工作，任科長。岳父自幼攻讀古書，舊學功底深厚，行文精簡流暢，並富感情。回憶岳父在回信中這樣寫道：“吾婿幼年出外，十載於茲。險阻艱難，備嘗之矣。將來為國服務，必能擔繁任巨。此點最為余所重視，慨然許婚，良以此勉勵前程。對於訂婚一事，從簡下聘，亦可照辦。蓋既屬姻婭，凡事當互助互諒，不可從事鋪張，遭致拮據……” 按務川舊俗，訂婚稱為“下聘”或“燒香”。禮品為：五色衣料、豬腿、糖果、條換，根據女方親戚人數而定。（“條換”是把豬肉割成3—5斤重一塊之稱。） 這次入川路線由務川浞水到四川江口，這是舊社會務川的一條運鹽大道，路三百華裏。由江口沿河步行，沿途人煙稀少，道路艱險，崎嶇曲折，有時攀援巖壁上下，稍一不慎，便有墜入江河之虞。有一天，天色已晚，尚未找到旅店，只有一處煤礦區——煤炭灣。人們赤身裸體，僅有一塊遮羞布，渾身漆黑，露出一對眼睛。為了活命，夜以繼日地勞動，真象一個人間地獄。經過幾天步行到達涪陵，乘船逆江而上到了重慶。 當天，日機空襲重慶，慌亂的人群，蜂擁到江邊的防空洞，我因初到重慶，道路不熟，只得隨大家飛奔逃命。據說敵機對重慶——國民黨的陪都——日夜輪番轟炸，人心惶惶，不可終日。我就在空襲解除後匆匆離開了重慶。取道小川北，經桐梁、安岳、羅至等地，約一千裏路程，步行一周到達成都。那時年輕氣盛，一心向往前途，並不感徒步跋涉之苦。 到成都後，原軍校十八期早已開學，只能去入伍生團等待下期。該團設於離成都約三十裏的新都縣寶光寺，附近有以桂花樹聞名的桂湖公園，桂花飄香，芳味撲鼻，令人心曠神怡。寺內有五百尊羅漢，據說是全國第二大羅漢堂，可惜當時我無緣去瞻仰。因該團系預備入伍前的訓練，不算正式學業，於是又跑回成都，暫住任覺伍先生公館。不久政大、軍校十九期先後在成都招生。 政大第一天考試國文。作文題“總裁述其母教曰，口體之養，世俗之譽，非所以教親，男兒唯以身許國，乃無忝所生，試申其義。”我答卷的開頭“夫聖賢之所以為聖賢，豪傑之所以為豪傑，雖不同於常人者較多，而得之於賢良母教者為尤多。唯其賢良也，故能教之以道，訓之以方，曉之以大義，明之以事理，諄諄焉務期其有成。昔孟母之三遷也，岳母之以精忠報國教子也，即為明鑒……” 第二堂考數學。十時許，空襲警報。考場在郊外一間茅草搭建的學校，我認為比較安全，無躲避之必要。接著響起了緊急警報，從遠處的天空傳來了機聲的轟鳴。擡頭一望，一群銀白色的敵機向市空飛來，炸彈爆炸了，房頂垮了下來，嚇得我慌忙趴在桌下。警報解除了，從教室跑出野外，見一人躲在田邊，一只耳朵被彈片切斷了。當天考試宣布暫停，改在次日繼續舉行。離開考場，返回駐地。路經市區少城公園，發現躲在公園壕溝裏的人群，成堆被炸死，血肉橫飛，慘不忍睹。事後，得知敵機共108架，分四批對成都鬧市輪番轟炸，這是繼貴陽“二•四”大轟炸之後，我又一次身臨敵機轟炸的情景。 五、大學期間 （一）中央政大：1941．10—1942．04 考試結束了，等待錄取通知。在這段期間，任先生的一位老鄉從灌縣來看他，是灌縣中學校長，介紹我去該校教英語。到了灌縣，還未上課，軍校的錄取通知寄來了，立即趕回成都南門外武侯祠報到。不久見報上登載我被政大錄取。政大既包穿吃，又包工作分配，又無戰場上的危險，權衡得失，決心棄武從文。但心中憂喜參半，喜的是圓了大學夢，憂的是連赴渝車費都成問題。幸而有位姓楊的同學，雖相處不久，但萍水相逢，一見如故，主動解囊，慨然相助，因而順利成行得遂初衷。 政大位於重慶郊區南溫泉，是一風景名勝地，依山傍水，氣候宜人。學校是國民黨培訓文職人員的最高學府，設法政、財經、新聞、外文等系，各系設訓導員掌握學生思想動態。我們一年級外文系的訓導員虞文先生，是留學日本的。校長蔣介石兼。下設教育長負責校務工作，當時是張道藩，貴州盤縣人，據說與周恩來同時的勤工儉學留法生。再下設教務、訓導兩處，分別由劉振東、李錫恩擔任。 學校實行軍事管理。新生入學第一學期，集訓一個月。全校設總隊長一人，中將銜，名王溥。各年級設大隊長一人，少將階級，一年級是孫家驤，貴陽人，各系設中隊長一人，上校階級。 課程設置，一年級有政治學、經濟學、國文、英文等科。政治教師是當時知名學者、著有政治學專著的薩孟武。經濟學教師是趙蘭平。沒有教本，先生口述，學生筆記，就是一篇流暢的文章。英語教師是外交部歐洲司司長兼，全部用英語講授。 學校除註重學科成績外，還培養學生語言交際能力，開展中、英文演講競賽、辯論會、話劇等各種形式的活動。入校後第一個學期舉行國語演講競賽，各系初賽選兩名參加同年級覆賽，再選一名參加全校決賽。在一年級覆賽中我獲得決賽權。對我的講題《三民主義的現實任務》，認為內容豐富，非十五分鐘所能闡述，需另行選題。第二天在圖書館翻閱資料，找到胡愈文撰寫的《進步與倒退》一文，題材新穎，心想出奇取勝。賽前每天晚餐後偕貴州同鄉李茂先在學校附近樹林中預習。決賽之日，全校師生參加，老教育長陳果夫弟兄都親臨會場。禮堂燈光通明，台上空無一物，顯得格外莊嚴肅穆。初賽的人，感到手腳都不知所措。比賽剛結束，副訓導長張芷揚就叫我到辦公室去，帶著惡言厲色的態度質詢：“誰指使你宣傳革命的三民主義？”我說明了換題的動機和文章的出處，第二天又從圖書館把這篇文章呈閱他，才算平安渡過。事後虞訓導員才對我說：“所謂革命的三民主義，是‘聯俄、容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這是共產黨的口號”。當時我確實不知道，這也充分暴露出他們對共產黨的恐懼心理。 不久又舉行英語演講競賽。經過第一次演講的教訓，我再也不願參加一切活動了。訓導員發覺我情緒消沈，一言不發，找我個別談話。他說：“你如果象這樣的表現繼續下去，更加令學校懷疑你有共產黨之嫌，你應該積極參加學校活動，坦然面對。”語重心長，使我感動。於是又參加英語演講競賽。在決賽中我雖然落選，但為能進入決賽而感到自滿，因我還是一年級的新生。 第二學期，學生食堂改選，我被選為膳團監察委員。在1942年4月春假期間，因膳食質量較差，引起同學不滿。我發起各年級代表查食堂總務的賬。由於事前未經請示，後來竟然以煽動同學對生活不滿為借口，鼓動校潮為由而被勒令退學。同時還有本系王振東同學，因與中隊長頂嘴，以不服管教、不聽指揮的罪名，也落到同樣下場。當晚全系同學在學校合作社為我們惜別送行，席間同學倡議為我們捐助路費，內心深受感動。次日清晨趁全校早餐之際，系友嚴希信送我上船，悄然離去。當時心情真有難言之隱痛，欣然而來，淒然而去，前途茫茫，競往何處。但事已至此，悔恨傷感，又有何益。只有重振旗鼓，卷土重來，於是決心返黔，應考浙大。 （二）浙江大學的四年：1942.09—1946.06 從重慶南岸土橋搭乘“黃魚”車，該車是軍用車，按規定不能搭人。但當時司機為了找“外水”，乃司空見慣之事。同時客車少，也是為了滿足客觀需要。到達遵義，才四月下旬，離考期尚早。為了省錢，暫住遵義師範學校。校長楊友群系原畢師教務主任。浙大考試被錄取後，返家籌措入學費用。得悉祖輩為了後人遭遇特殊事故無力自助者，特留下公田作為資助。在族長毛五幺爺、季祥三叔的主持下，賣了一份公田，得煙土十兩，出售五千元，作為入學零用。 抗戰時期，絕大多數學生家鄉淪陷，經濟來源斷絕，學生夥食全部由國家供給，稱為“貸金”。但後來都未歸還。 浙大遷到遵義，校舍租借公房、會館、民舍，僅遵義一地就無法供應，因而分設於遵義、湄潭、永興三地。遵義為校本部，以何家巷內一幢古老的軍用營房為主。教務處、訓導處、食堂、部分教室和男生宿舍都設於此。校長辦公室、總務處在老城“子彈庫”，即遵義原老三中校址，革命前輩黃齊生先生曾掌教於此，解放初期遵義師範和現在十一中所在地。原為四合天井的木屋結構，前後共幾層，每層之間有走廊相通，既可遮蔭，又可避雨。圖書館和部分教室在城外桃園洞山上。女生宿舍在老城楊柳街侯之擔師長公館。教師俱樂部在老城柿花園。男生宿舍除何家巷外，文史系同學住老城經歷司街唐家祠堂。老師宿舍分散在新老城民房。 大二到大四分設於遵義、湄潭。文學院、工學院、師範學院在遵義。理學院、農學院在湄潭。一年級新生及“先修班”在永興。永興在舊社會為貴州四大場之一，即一打鼓（現金沙縣），二永興，三茅台，四鴨溪。當時永興場以經營商業為主，四川商人特多。五天一場，每逢趕集，摩肩接踵，人來人往，水泄不通。一年級分部主任儲任科，後為錢寶琮教授。永興分部設在江館與楚館。我們外文系人數最少，一共十人，其中女同學三——二人。據我回憶女同學：王毓華、周定之（二年級轉學武大），男同學：薄學文（後改名薄冰，北外教授）、胡金麟、彭國梁、劉壯沖、卜國鈞（二年級休學）、鄭潤生（二年級轉農經系）、陸又新（後考政大）、申勉。外文系課程有語音學，老師費特生，留美的。公共英語老師馮斐，體育老師舒鴻，資格老，曾任奧林匹克國際裁判，工作認真負責。每晨早操親自主持，有運動姿勢不到位的，則大聲喝道：人到手到，絕不手軟。人皆敬而畏之。國文老師薛聲振兼上文字學，還有中國通史、微積分等科。在一年級時舉行一次越野賽，我獲第二名並得一雙跑鞋的獎品。 當時國內不少知名學者任教於浙大。如理學院數學系教授蘇步青、陳建功，文學院院長梅光迪，在“五•四”新文學運動中，他與胡適先生分庭抗禮，主張古典文學。史地系主任張其昀先生，去台灣後，創辦中國人文大學。歷史地理教授譚其驤是該學科的先驅者，解放後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宋史教授陳樂素，是抗戰前北平輔仁大學校長陳垣之子，治學嚴謹，備課認真。政治學教授費鞏，留學英國，據說是袁世凱之快婿，講課生動，內容翔實，引人入勝，為人正直，生活樸素，不尚虛榮，不圖名利，深得同學讚譽。在休假期赴重慶各大學講學時，不幸在輪渡途中失蹤。校長竺可楨親赴重慶營救未果，傳聞被國民黨特務殺害。噩耗傳來，全校師生不禁為之同聲一哭。西洋史教授顧谷宜，溫文爾雅，詼諧有趣，雖炎熱盛夏，學生也精神煥發，毫無倦意。外文系教授佘坤珊，留學美國，主講英詩選讀和散文作文，對學生要求嚴格，批改寫作，逐人逐句進行講解，認真負責，同學都敬而畏之。戲劇張君川老師講授，全部用英文解釋，同學們筆記。態度隨和，不拘形跡，平易近人，並組織一業余戲劇研究會。法文教授黃尊生，為人溫和可親。還有歷史系李潔非老師，上大三近代史，兼歷史系研究室工作，對學生熱情、關心。記得一次我未請假缺課，在街上被他發現，事後他寫一便條寄我：“上課時，何以急急投照相館為？”因當時我匆忙躲入附近一相館內。寥寥數語，感人至深。 在浙大四年，雖在戰爭年代，生活條件極端艱苦，而老師嚴謹治學之精神，生活艱苦樸素之作風，待人虛懷若谷之態度，對學生之熱情關愛，至今猶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 學校校訓“求是”精神，貫穿於整個教學過程之中。考試嚴格認真，嚴禁弄虛作假，考試舞弊一經發覺，除該科作零分外，視情節輕重，給以處分。另外兩門主科重修不及格，則勒令退學。 學校校歌“大不自多，海納江河。唯學無際，際於天地。形上為道兮，形下為器……” 當時學校物質條件很差，晚自習用油燈，住宿幾人合住一小間，十分擁擠，但學習刻苦，情緒很高。為國家培養了不少專業人才。解放後有在北外、浙大、覆旦等校任教的，有在南京天文台當台長的，有在台北人文大學當校長的。在北外任教的外文系同學薄學文（後改名薄冰），著有《英語語法》一書。史地系呂欣良（改名呂東明），在北京大百科全書編輯部工作。還有同系同學司徒巨勳、闞級瓊留學美國，解放後仍在該國工作。 在同學中知己的有王樹仁、王鶴年、桂永傑三人。王樹仁，河南偃師人，父親北大生，抗戰期間，曾任四川巴縣縣長。抗戰勝利後，任河南救濟總署署長、南京行政院司長等職。他待我情深，常在經濟上助我，並不索還。解放初在大連醫學院附中任教，後隨校西遷來遵義，一直工作到退休，評為副教授。老伴先去世，身邊僅有一子，因家庭出身不好，未受高等教育，在學院搞後勤，為生活奔忙，無暇照顧老人。女兒女婿又遠在深圳，難以應急。不幸身患重病，終日臥床，行動維艱，晚景淒涼，不堪回首，已於2004年病故。 王鶴年，遵義鴨溪人，1947年在遵義省高任教，解放後在遵師教學，為人剛直不阿，性格開朗，富於表達能力，課堂教學生動活潑，詼諧風趣，深得學生讚譽。因不滿時政，對領導不恭，在反右運動中以“莫須有”罪名打成反革命，逮捕入獄，不幸死於獄中，時年方四十。其子王祥厚，1954年就讀於遵義四中高一，畢業後考入北京煤炭學院，現系貴工大教授、研究生導師。鶴年有靈，亦當含笑於九泉矣。 桂永傑，江西貴溪人，胞兄桂永清系國民黨海軍總司令。1946年浙大畢業後，即赴英留學，並常通音訊。自1949年解放至今1976年，長達27年之久，不通音信。由於毛澤東閉關自守、夜郎自大的封鎖政策，海外關系、收聽外台都屬大逆不道、十惡不赦之列。當時中國與世隔絕，已成孤立狀態。直到鄧老上台改革開放，海外關系解凍。1982年務川僑居美國同鄉曾凡平回鄉探親，通過他才與桂永傑取得聯系。藉悉他於1950年定居美國，現因患肺氣腫退休閑居家中，並寄相片一張，以資紀念。 回憶同學少年，風華正茂，朝夕相處，同窗共讀，此情此景，猶歷歷在目。而今山河依舊，人物全非，不勝感慨。 在浙大二年級時，堂兄申又汲因在區長任內，所轄桃符十八步橋頭發生四川商人被殺一案，誣陷與其區丁有牽連，因而被捕，後又轉移遵義監獄。在獄中他致信給我前去探望。信中字裏行間，淒楚之情，溢於言表。“兄處此異鄉羈囚之際，極目慘狀。亟思吾弟於每周末來此一晤，以釋憂懷。兄當少沽杯酒，與吾弟共作苦中之樂也。現家中人已來此，刻已返去，余不一一，統俟面談。”在解放前無罪釋放，閑居家中，未問政事，僅經小商來往於務川與浞水之間。他認清當前形勢，對國民黨晚期的倒行逆施，深表不滿。如他著的《拉兵歌》，深刻地揭露了國民黨官員的腐敗現象，反映了廣大人民的悲慘遭遇，表達了他內心對時政的不滿。這首歌曲廣泛流傳於川、黔、湘、鄂四省邊區群眾之中，歌詞淒楚，通俗易懂，感人肺腑，催人淚下，堪與古典文學中杜甫的《石壕吏》與白居易的《兵車行》媲美。解放初期，任教都濡小學。1952年土改，被所謂“貧下中農”的同族兄弟以“農會”名義要回本鄉鬥爭，以十八步殺人案的血債罪名，成為“階級鬥爭”為綱的冤死鬼。 在浙大四年的寒暑假期，多數時間住在岳父家。他那時是縣田糧處科長，每餐同他共食，但女方從未同席，更不能見面交談。當時務川之封建，可想而知。隨後我請她同班同學吳蘭芬約去她家，事先她不知道，剛一進門，見我在那裏，感到進退兩難，表情十分羞澀。後來我住她家，每天清晨，她送洗臉水到房門口，脈脈含情，一言不發轉身就走了。好幾次想讓她留步談談，終因缺乏勇氣而罷。婚前每年她都親手做幾雙布鞋送我，關愛之情，自在不言之中。 六、大學畢業後 （一）任教私立城成中學：1946．09—1947．02 1945年8月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八年抗戰勝利了。1946年學校覆員遷回杭州。政府發給每人覆員費法幣拾貳萬元，折合當時約一兩多黃金。我已畢業，未隨校同去。覆員前，老師蔣炳賢介紹我到城成中學任教，他是城中校長李仲明兄之女婿。正值城中成立高中，缺乏師資。學校位於桃園洞山上，環境幽美，空氣新鮮，無城市之喧嘩，是一個學習的好地方，缺點是學校範圍小，活動場地不大。我上高一兩班地理，兼一班英語，工作輕松，課余有時在桃園茶館品茶聊天。那裏有當時遵義書法家號“一園老叟”書寫的一副對聯，上聯是“最高尚粉筆生涯”，下聯是“從古來英雄末路”。這是對教書人的真實寫照。 （二）任教省立遵義高中：1947．03—1947．07 1947年春季，同學王鶴年在遵義省高任教，介紹我到該校教英語，上高二下、高三上、下三個班，每周共18節課。學校位於北門洗馬灘，即現在遵義醫院地址。校長高樹森，日本留學生，教務主任蹇人誠，遵義人，訓育主任何錫周，國文老師萬蘇黎、魏寧平。星期日學校老師郊遊野餐，由老師輪流當莊，一切與世無爭，倒也自得其樂。 開學的第一周，我講完高二年級第一課“One Thing ata Time”，當堂有學生王孝溶用英語提問，課後又到我宿舍用英語寒暄，意圖考考老師。事後我得知他是該班也是全校英語科的佼佼者。解放前學生對新老師都要來一個下馬威，如果不行，就要被擡走。經過一番測試，我終於立住了腳跟，深得同學們的信任。從此王同學與我成為亦師亦友的關系。 學期結束，我搬出學校住社會服務處，即原紅花崗區政府所在地。主任姓吳，以其體胖，故人稱吳胖子。後來他介紹我給中國銀行遵義分行行長和丁字口綢緞店代家的孩子補習英語，又介紹為步校翻譯一本美國步兵操典，因我又要上課，時間較忙，遂與王合譯完成。 （三）貴陽花溪私立清華中學：1947．09—1948．02 在遵義教學一年，於1947年秋接申尚賢叔函任教貴陽清華中學。校長唐寶鑫1947年赴美深造，由教務主任王鴻奎代行。教師林中青及其夫人何治賢均系清華大學畢業，國文老師劉沖北大畢業，生物老師熊南英西南聯大畢業。這年秋季應聘的老師除我外，有武漢大學歷史系畢業的劉耀能。“丙舍”是單身教師宿舍，一樓一底的磚屋結構，面積小，但很整潔。我與劉老師對門相望，同齡單身，相處甚好。星期六結伴去貴陽，星期日下午返校。 我上高三、初三畢業班外國史，還上一班英語。原高三歷史系貴大王德普教授兼，已去台大任教。初到清華，胡一天申尚賢叔約我同高二班任同學用英語對話，任是貴大教務長任泰之子，英語口語流利。尚賢叔想借此擡高我的聲譽，關愛之心，可謂良苦。 （四）在務川中學的一年：1948．03—1949．02 1948年元月，寒假。接家中來信，母親病重，囑我速歸。到家後，母親催促完婚。她說：“男大當婚，女大當嫁，自古而然。”當時務中校長由縣長兼，地方父老推薦我擔任。抗戰時期，許多大學西遷於雲、貴、川三省，中學教師來源，不虞缺乏。抗戰勝利後，外籍教師紛紛離去，師資來源困難，特別是數理、英語等科。同年7月暑期，我去遵、築聘請教師。在遵義聘原城中數學教師郭同恕、音樂教師陳立華、英語教師江渡群。他們三人是1946年我在城中任教的同事，了解他們的教學水平。當時務川交通不便而又邊遠，他們都不願來，經多方勸說，並以高薪待遇，終於取得同意。本地老師有龔伯宏教歷史，申伯輝、申伯鵬、李泰參、田邦彥、申烈等教國文。其中音樂老師陳立華教唱一些進步歌曲，如《賣雞蛋》、《王大媽要和平》等，至今猶流傳在人們口中。 國文教師申烈是縣參議會參議長，稟性剛毅，對人常出言不遜，因此我對他深表不滿，當眾予以抗議。他懷恨在心，於1949年春夥同縣長徐鐘奇呈請省廳，另行任命吳滄達繼任，免去我職。此後我賦閑家中直至解放。 我卸任校長後，倡議召開社會各界人士座談會，包括地方士紳、縣參議員和青年學生代表約一百多人。會議主要內容是：請求政府籌募“務川流學外地學生獎學金”，鼓勵青年學生出外求學，培養地方人才，振興務川為宗旨，孰料事與願違，縣參議會竟然致函政府，稱座談會為對抗政府之行為，扣以有“階級鬥爭之趨勢”的帽子。由於縣黨部副書記長李澤華主持正義，同情青年，才幸免於牢獄之災。 在務中這段時間，原浙大好友王樹仁經常來信促我去南京工作。其時他父親在行政院任參事，答應到南京後，竭力相助，工作不成問題。繼後淮海戰役，徐州失守，蔣軍潰敗，南京形勢岌岌可危。王兄最後來信撤離南京，從此音信斷絕。 七、務川解放前後 （一）解放前夕的務川、臨時治安會的成立、赴遵請求人民政府早日建立務川政權 1949年底西南各省先後解放。原務川國民黨縣長簡宗頤離職而去，全縣陷入無政府的真空狀態。四鄉盜賊蜂起，縣城父老為維持地方治安，穩定人心，成立臨時治安委員會。主任龔伯宏，以原縣保警隊為基本武裝力量。 為了穩定政局，恢覆地方正常秩序，早日建立人民政權，特派專人赴遵義專署，請求盡快建立務川人民政權。因我原在遵就讀浙大，人地較熟，派申茂祥陪我同去（申現仍健在，住務川縣城東街）。因沿途不時發生小匪騷擾事件，由保警兵護送到鳳岡。到遵後，得知地區專門成立了各縣的聯絡處，由陳福桐負責。陳原系文化小學校長，在遵義浙大時已認識。他帶領我們去見軍管會政委陳樸如。中午在丁字口一家餐飲共進午餐，並介紹去見李專員。那天專員因公外出，由辦公室主任馮迪民接見。在座的還有其他縣的代表。會上他敦囑我們早日回縣，傳達政府指示，要求“臨安會”加強治安措施，切實保護好國家糧倉，不得擅自動用。 （二）務川第一次解放與撤退 1950年元月，首任縣委書記趙立中政委、縣長胡俊卿率五連入城，將原“臨安會”改為“支前治安委員會”，我任委員，並派我到正南、柏村兩區宣傳黨的政策，協助征糧工作。 某月某日逢柏村場期，因當時鹽路斷絕，食鹽恐慌，很多人家都已淡食，我去柏村親戚鄒宗峰處找點食鹽。下午趕場回家，剛出場口，在鄒堯欽司令官的德政碑前，遇見李澤華弟兄、劉德超、申茂祥等人。李攔住我說：“昨晚半夜趙政委、胡縣長撤退了，臨行前關照，好好維護地方治安，不要輕舉妄動，不久他們就要回來。”李約我回場上鄒宗峰處，共商對策。休息未定，申修倫同劉霖、張鳳祥也來柏村。接著紅絲鄉鄉長申樸成回老家鎮南，路經柏村，當晚不期而遇，同聚在此。晚飯後，分成兩批，吸大煙的在鄒正房，不吸煙的李氏兄弟、申修倫、申茂祥等和我在廂房。閑談中，大家發表對當前時局的看法。申修倫說：“共產黨政策太毒辣了，不得人心，絕對回不來了。”我反駁道：“國民黨幾百萬大軍都被打垮了，小小土匪如謝雲清之流，螳臂擋車，不自量力，遲早是會打回來的。”申認為我不過是“書生之見”而已。 次日早餐後，他們決定去鎮南集會。鎮南是全縣居中之地，上連縣城，下接硯山、浞水兩區。李澤民、劉德超返回城中籌備糧秼（劉系當時都濡鎮鎮長），我返回馬拱坡老家，其余大批人馬集會鎮南。過了兩天，我村申學元系鎮南副鄉長，回到馬拱坡。他對我說，在鎮南商議成立“務川縣自衛總隊”，以鄒宗峰為總隊長，申修倫、李澤華為副總隊長。會後李去硯山、浞水兩區，協商李紹春兄弟及浞水覃雨鋤父子，共湊合了百多區丁率部入城，準備臨時自衛。李澤華率部來城後，遭到城裏老派士紳之堅決反對，認為鄉下野貓竟敢來城掌政，實屬不成體統，因而不準開倉發糧。由於生活無著，遂而星散。 “務川縣自衛總隊”原來動機是遵從趙、胡旨意，暫時維護地方治安，防止外來土匪侵襲，並無與人民政府敵對之意。但後來卻不分是非，不論黑白，一律視為“反動”組織。這些人先後以“莫須有”罪名而被處決，實為錯殺無辜，草菅人命。 不久，號稱湘、黔、川、鄂四省邊區剿匪司令譚席珍由四川潰退務川，組織匪政府，以本地士紳申典成為縣長，設立收稅關卡。所部不過幾百名無組織、無訓練的臨時糾合的烏合之眾，服裝不整，武器也差，不堪一擊。 （三）務川第二次解放：1950年農歷8月15日    務川縣學習會的成立，參加地區民主人士土改組 1950年農歷8月15日中秋節，解放軍二野五團團長宋崇魁率部由四川回師對黔東北正、道、務三縣進行圍剿，務川第二次解放。為穩定政局，安定人心，對國民黨統治時期之舊官員，如區、鄉長、參議員及地方士紳，采取安撫政策，成立縣學習會，由縣委趙政委兼主任，以我為主席，李澤華弟兄、申尚賢等人為委員。學習內容以《社會發展史》為主，采取講課與小組討論相結合的方式，同時教唱一些革命歌曲。先後組織了三批，約二百多人，最後一批為老年婦女。農歷除夕，打破舊俗，組織學員上街遊行，表演秧歌。參加的都是五、六十歲的老頭，化妝為和尚，忸忸怩怩，惹人發笑。 同年美國發動侵朝戰爭。為響應政府“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號召，發起愛國捐獻運動，共捐獻當時法幣五百萬元。原硯山李紹春區長，因當時無現金，後捐白銀兩錠。由於學習會缺乏學習資料，請示趙政委可否以李捐獻之白銀購買書籍，輔助學習。後由負責財務的王振華去銀行兌換，因需當地農會證明，此事遂暫被擱置。 不久，全省召開各族各界臨時人民代表大會。由縣委指派代表五人參加。教育科科長秦尚智為青年代表率隊前往。我代表教師、楊含華代表工人，另有兩名農民代表。到地區集中後，由於務川剛解放，學校尚未完全恢覆，教師代表暫不參加。後派我到地區“社會民主人士土改組”。成員有遵義紅幫頭頭張肇奎、工商業代表溫漢章、文化界代表傅夢秋、軍界代表原國民黨師長朱振民，總領隊為地區糧食局局長楊魯峰。開始在海龍壩見習，繼後去金頂鄉主持一個自然村的實際土改工作，我為會議記錄，整理材料。 7月下旬，申尚賢叔來遵開會，奉縣長焦星耀之命，調我返縣籌備恢覆務川中學。 （四）務川中學的覆課 向土改總領隊楊魯峰局長請示後，我即離開金頂鄉，返回城中。先到地區教育科報告。科長熊荒陵，僅派劉友文、杜興全二人去務中。因解放之初，教師缺乏，其余教師由各縣自行解決。回縣後，聘請熊南英上生物兼女生指導，譚介華上圖畫、地理兼教務工作，鄒習謙上理、化，杜興全上數學，劉友文上語文，我上英語，王振華管事務。共招初一兩個班。校址在西門附近山堡上，解放前由陳濤設計修建之務中校舍。 第一學期開課不久，兼校長焦星耀指示，為過去受過中等教育而閑散於社會上的知識青年另設一班，有李靜初、周錦容、申□儉、彭精業等人。由我上社會發展史，以自學為主。 （五）借名搞三反，□□□插手學校 1952年3月，全國開展“反偷稅、漏稅，反行賄、受賄，反貪汙盜竊”的三反運動。目標指向財務和行政部門，與學校風馬牛不相及。但城關區指導員□□□為了顯示其權威，強行到校進行三反。我是學校實際負責人，矛頭直指向我。他在會議的開場白中說：“我不是洋學生，也不是大學生，而是北方高梁科畢業的。今天我是來幫助你們申老師洗臉擦灰的……”講話充滿了諷刺和挑釁的火藥味。事先他布置幾個團員（吳全芬、申素霖、鄒聖治）在會上發言，又找了一個舊社會的無業遊民在會上提意見。學生說：“申老師不講情理，動輒就體罰學生。”那個被稱為“農民”的說：“有一次給他運油下浞水，克扣了工錢。”在座的老師們則一言不發。會議進行了兩個下午，會場氣氛冷冷清清，就這樣草草了事，匆匆收場，宣布休會。會後，又找我個別談話，指明交代參加土匪組織情況，描述得活靈活現，好象當時他也親臨其景似的。從此他就設下陷阱，埋下了害人的種子。 □□□□□（以下由編者刪去1338字）。 （六）1952年7月全省中學教師思想改造運動 1952年暑假，全省中學教師進行“思改”。縣委宣傳部長戚憲章奉縣委令，加派縣委秘書王樹興為務中校長，並帶領學校教師赴貴陽“思改”。除事務王仲華留校外，其余教師全部參加。遵義地區總領隊地委宣傳部丁部長、教育科長楊天源。 到貴陽第二天下午，綏陽縣中學校長廖登貴在南明河跳水自殺。地區立即召集全區學校領導座談，安定人心。我們住宿南明河畔的貴陽一中。務川和仁懷中學共住一間，睡地鋪。我同周林省長之胞兄周茂生臨床而臥。此人健談，頗饒風趣。在國民黨任縣黨部書記長、重慶軍政部被服庫廠長等反動職務，因特殊關系而被保護下來。 “思改”動員大會在省軍區大禮堂舉行。省長陳曾固出席大會，宣傳部長申雲浦主持開幕式。他首先說：“思想改造是和風細雨的自覺改造，不設軍警門衛，出入行動自由。”動員報告後，以校為單位分組討論，然後進行自我檢查。學校領導帶頭下水，我第一個作檢查，未能通過。接著熊南英老師檢查，有人提他是國民黨縣參議員，會後她情不自禁落淚了，第二次檢查就過了關。其余老師也都先後過關。唯獨我第一個下水，而留在最後。顯然是領導小組事先的安排。在務川中學和遵義一中合並的大組會上，對我發起總攻。自我檢查從娘肚出生記事以來，事無巨細，都一一交代了，總認為我不老實，不向黨交心。會上遵義一中教師肖健，據說去過陜北抗大，掛著這塊金字招牌，偽裝進步。他公開提：“你必須承認匡匡裏有個‘非’字（即匪），才能過關。”運動快結束了，我才在最後一批過關。 原來在“思改”運動開展之前，已劃定“小資產階級思想、資產階級思想、反動思想”三道關口。而我的所謂反動思想帽子，是□□□在務中三反運動時捏造的，後即以此作依據。 “思改”運動結束，有四十名未起水過關的教師留在革大繼續學習，實際是對其監管。後來這些人都先後被處決，無一幸免。如解放前務中校長聶運中，後在貴大任生活指導員，以迫害進步學生罪而被槍決。□□□□（以下由編者刪去221字）。 八、“思改”運動後：1952．10—1955．05 （一）遵義師範的半年 “思改”後，我分配到遵義師範，任中師部歷史。原浙大同學王鶴年也在該校教地理。課余常和他去遵師大門附近的王燕玉家閑談聊天。當時王燕玉在四中上歷史。雖系初交，但意氣相投，因而接觸比較頻繁。 到遵師不久，愛人由務川來遵。租住楊柳街傅夢秋先生宅。傅是1951年夏天在海龍壩民主人士土改組認識的，解放前是浙大校長辦公室的秘書，待人彬彬有禮，不幸在1957年反右運動中被打為遵義的“大右派”。凡是舊社會的知識分子，無不遭到同樣悲慘的下場。 （二）遵義四中：1953．02—1955．05 1953年2月，又調遵義四中，教高二下、高三上、下三個班英語，兼高二下班主任及史、地、外語教研組長。校長詹健倫、副校長兼支部書記林冠松、教導主任夏都芬，數學教師有周樹農、何仁英、虞鮮華，物理教師原上海交大畢業的王鳳鈞，語文教師有田景卉、李季超、陳光穎、李思定，地理教師趙宗典。 解放初期，學校設在北門外洗馬灘原省高地址，即現在專區人民醫院。原有校舍建築現已蕩然無存。 1954年秋，由於原學英語班級都畢業了，改教俄語。我改教高三新民主主義革命史及地理。 同年全國籌備普選工作，進行選民登記，張榜通告選民名單，我名落孫山，連選民資格都被剝奪，這預示前途不幸的先兆。思想上的震動，精神上的打擊，久久難以平靜。一個稱之為人民的教師，連人民的資格都被非法取消了，又何以面對學生呢。但事已至此，也只得泰然處之。 九、二十四年的政治迫害 （一）□□□迫害我的三部曲 二十四年的政治迫害，是□□□一手炮制的冤案。從1952年三反運動，□借名到學校搞三反，直至1955年肅反，其間分三步。 第一步，在三反中，先捏造我勾結國民黨縣黨部書記長李澤華、區長鄒宗峰、縣參會秘書龔伯宏等人之嫌。 第二步，1952年全省中學教師“思改”運動中，又將上述捏造材料提供上級政府，從而在運動中給我扣上“反動思想”的帽子。 第三步，1955年肅反運動，□當時掌握縣政法口大權，利用手中權力，以“肅反辦”名義指控我為匪縣長未遂罪名，因而構成冤案。 （二）1955年4月30日：以莫須有“反革命”罪逮捕 1955年4月30日，星期六下午兩點，這是我畢生難忘的恥辱。當天上午我在辦公室評閱半期考試試卷，計劃在五一節放松休息。學校通知下午兩點開大會，要求全校師生準時參加。屆時遵義一中、二中、遵師和四中共三千多人，齊集操場。校園四周布置有軍警，會場氣氛顯得十分肅穆沈悶。心裏猜測不知又將發生什麽事情，因為這樣的群眾大會，在解放後經常召開，不是鬥爭，就是宣判或者公審大會，人們都司空見慣，不以為奇。但在學校舉行有武裝監視的大會，還是第一次。主席台上，有地區教育科科長楊天源、校長詹健倫。由支部書記林冠松主持大會。首先宣布高一學生張興隆屢犯盜竊，破壞校規，依法逮捕。接著宣布教師申勉以反革命罪，予以逮捕。頓時思想上如觸電似地感到震驚。一個大學畢業的窮學生，才教學幾年，在舊社會，又未做過一官半職，竟被打成反革命，真是做夢也未夢到，但而今卻成為事實了。天下還有什麽真理、正義可言？舊社會所謂屈打成招，現在是不打也要你招，不由人分辨，罪名由主人“定”就算數了。 回憶1945年抗戰勝利後，大學生為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舉行“反內戰、反饑餓、反迫害”的示威遊行。我還高舉標語小旗，昂首走在隊伍前列，不顧反動軍警之制止，高呼：“打倒國民黨反動派，打倒官僚資本‘蔣、宋、孔、陳’四大家族。”而今我竟然成為反動派的幫兇。顛倒是非，混淆黑白，真理何在？正義何在？ （三）半年鐵窗囚犯生活 大會宣布畢，叫我在逮捕證上簽字，履行他們的“合法”手續，然後戴上手鐐，由武裝押離會場。當時我問：“同志，我可否回家看望一下？”那位武裝好象是個少尉排長，他厲聲說：“以後不準稱同志，只能稱武裝或班長。”這給我當頭一棒，連稱同志的權利都被剝奪了，從此走上罪犯的道路。 進了家門，同鄉申肅在座，目睹此情，她就悄然離去了。這位武裝翻箱倒櫃，沒收了我的大學畢業證書、解放前學校聘書和一些校友相片。當時我最感傷的是闊別多年的母親，剛從務川來遵沒幾天，未盡到一點孝敬之情，就被迫割斷了母子關系，人非木石，孰能無情。此時此刻，淚往肚內流，自嘆命苦。 我愛人拿了一條被子和墊單，送我去專署前面的監獄。在第一道鐵門，她被攔住，把被條交給我，兩眼含淚，目送我進了第二道鐵門。監獄裏面，一小間鳥籠似的牢房，呈現在眼前。管獄員帶我到一間牢房前，打開鐵鎖，叫我進去。初來新犯，先睡便桶旁邊，這是常規，也是對老犯唯一的待遇。喘息未定，又來把牢門打開，帶我到公廁旁邊一間四壁不通風的暗室，僅房頂上有個小孔，露出一絲微光，陰暗潮濕。裏面沒有床，只有兩塊寬約五十公分的水泥台，原是洗澡間，顯然是用作關押重刑犯的地方。我不知犯了多大“王法”，視為特大罪犯，而被囚禁於此。裏面關押三人，除我以外，一個是天主教神父李慕宗，另一個是他們稱之為“叛徒”的李芝全。在這樣惡劣的環境裏，天長日久，不死於疾病，也會癱瘓。這就是對犯人實施的“革命人道主義”待遇。 關押幾天，第一次提訊。審訊人是一個姓王的麻子，他僅提幾個年代的數字，那時我在做什麽。苦思回憶，連生活瑣事都交代了。過了半月，把我從暗室調到一間大牢房。 從關押到宣判這段時間稱之為“反省罪惡”交代時期。一間囚籠約有十多人擠在一起。早晚按囚籠順序“放風”一次，洗臉、解便約十五分鐘。過此時間，如腹瀉也只能解在裏面便桶內。白天端坐床上反省，嚴禁交頭接耳，串通案情。每日兩餐，由炊事員送到牢房門口，自備碗筷，菜飯合在一碗。夜間睡覺翻身、解便要報告武裝。有個剛入獄的犯人，晚上喊叫：“報告武裝，翻身。”當時值班武裝惡狠狠地把刺刀用力向牢房的格格窗內刺去，並厲聲喝道：“他媽的，什麽翻身，說車身。”意指貧下中農才稱翻身作主，犯人怎敢說翻身呢？牽強附會，一至於此。現在回想起來，他們的愚昧無知，實在令人發笑。 反省日久，感到麻木不仁，毫無生趣。白天整日端坐，腰酸背疼，屁股都起老疤了。於是輪流放哨，武裝一來，就正襟危坐，武裝一走，大家便活躍起來。同籠裏的張道同，是國民黨湄潭縣法院院長。他口若懸河，每天講述三國、水滸。夏日炎炎，籠內空氣悶熱，聊作苦中之樂也。 在監獄內還關押有死緩犯，解放前夕國民黨遵義縣縣長沈麟書、師長陳某、仁懷縣黨部書記長孟某等。他們每天在監內勞動，不能外出。有一次召開全獄的公審大會，公審原判死緩的國民黨仁懷縣黨部書記長，罪名是“破壞生產、不認罪伏法”，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大會由監獄管教主持，憤怒的表情，好象有人挖了他的祖墳似的。大聲疾呼：“你們這些罪犯，低下頭來，認罪伏法，要以他為戒，否則將會落到同樣可恥的下場。”全場鴉雀無聲，頭不敢擡，目不敢視，如親臨殺場，陷入惶惶不安的恐懼之中。 （四）預審結束，參加臨時勞動 國慶前夕，預審結束，參加臨時勞動。我和師範在押的一位老師郝汝鈴，在武裝的押送下去官井挑水。路經師範小巷，學生們竊竊私議，我們感到十分羞慚。 國慶節，改善生活，吃回鍋肉。夥房掌廚的是申季祥三叔，他是判無期的。這一餐，他格外多給一勺，真是喜出望外。 國慶後不久，從老監獄轉移到大悲巷，原遵義縣中校址，其時改為軍人監獄。是一幢磚房，油漆地板。我同郝關在一起，閑談聊天，不過是苦中作樂而已。 （五）“匪縣長”未遂罪，被判八年徒刑 最後定案，案由：“勾結匪首李澤華、鄒宗峰、龔伯宏，組織匪政府，以該犯為匪縣長未遂。”審訊員陳其昌叫我在材料上簽字，我當即否認此事，請求覆查。 後又轉移到中級法院旁的臨時拘留所。由中法院開庭宣判，既無檢察機關提起公訴，又不準被告人辯護，自編自演。審判長康念傑將打印好的判決書宣讀一遍。郝汝鈴系一觀道壇主，判刑十年；項東山因暗害共產黨人，判刑十五年；申勉以組織匪政府未遂罪，判刑八年。同時宣稱，接到判決書後，如不服判決，可在十日內，向上級法院提出上訴。所謂提請上訴，不過是官樣文章而已，又有誰上訴而得到改判呢？ 十、判刑後的勞改時期：1956．01—1967．04 （一）遵義杜仲林場的半年 1956．01—1956．07 宣判後，去官井附近後的杜仲林場勞動改造。林場是臨時搭建的一間草房，用茅草桿搭的床鋪。晚上睡覺，有時屋頂毛蟲掉在臉上。早晨天亮出工，開荒整地，除去雜草荊棘，然後定點，挖根打穴。開始勞動，腰酸背疼，次日起床，五指都伸不開了。晚上分組學習，讀報或討論生產。白天勞動雖疲倦不堪，也不讓你思想有喘息的余地。一天勞動、學習、睡覺，把人當作一部有靈魂的行屍走肉的機器。不久，又搬到劉家坪工地，在桃溪寺附近的山坡上。這年就在這裏過的陰歷年。除夕改善生活，每人一小勺回鍋肉，真有三月不知肉味之感。當晚抽了幾口草煙，藉以解悶消愁，不料醉了半夜。 這是離別親人後的第一個除夕之夜。每逢佳節倍思親，思潮起伏，徹夜難眠，因而有感，藉以舒懷。憶住昔每逢佳節，親人團聚，其樂融融，共度良宵。 嘆今日異鄉羈囚，骨肉分離，倍感淒淒，獨過今朝。 在勞改隊實行強迫勞動。有病也很難準假，更得不到及時治療，往往病情越拖越重，以致死亡。和我連鋪的宋天佑，病了請假不準，被迫帶病出工。犯人小組長吳正倫，為了偽裝積極邀功，還說宋裝病。次日清晨就發現在床上直挺挺地死了。晚上何時斷氣，連睡在身旁的我也不知道。死後用幾塊木板釘了個小匣子，掩埋在山坡上，從此永別親人，也無人敢發一聲悲嘆和哀悼。真是人命連豬狗也不如，令人望而膽寒。 （二）遵義茅草鋪磚瓦廠的一年 1956．07—1957．07 1956年6月調回遵義老城北門附近湘江河畔，準備修賓館，還未動工，又調到茅草鋪磚瓦廠一車間。這年中共召開八大，為了表示皇恩浩蕩，對犯人實施所謂“寬大政策”，評選勞改積極分子，成立積委會，任命犯人小隊長，每月發兩塊錢的“假定”工資等。我指定為積委會主任，下設文娛、衛生、宣傳委員。主任半脫產，負責廣播、宣鼓、編寫樣報等工作。 這年是在勞改隊的第二個陰歷年，愛人帶剛滿三歲的孩子來探望。根據當時寬大政策之精神，積委會主任可以享受和親人同宿之特殊優遇。這些措施，實質上是為了鼓勵更多的犯人為其忘我勞動，為主人創造更多的財富而采取的權宜之計。 後因講話不慎，無意間談到美國科學發達、政治民主，犯人曾憲雲檢舉我宣揚“崇美、恐美”思想，因而被撤職反省。場部管教田幹事對此親自進行調查、審問，視為大逆不道的一件大案。 （三）務川汞廠的兩年半 1957．07—1959．12 1957年7月，從遵義磚瓦廠調一百多人到務川汞廠，由田幹事率隊。到務川城，當晚住南門文化宮，有武裝看守，不能自由出入。亟思與親人見面，又不能直接聯系。後托犯人小隊長通知岳父到住地見面。由於他系舊社會職員，對解放初期的恐怖政策心有余悸，與我面對面、一言不發，擦身而過。彼此都心領神會，惟恐開口，就會惹禍上身，認為與“反革命”親屬還藕斷絲連。對共產黨恐懼心情，至於此極。 第二天到了羅溪運煤分隊。每天從馬頸崗煤廠運煤至廠部，供應冶煉燃料，往返路程約十裏，山路崎嶇，坡度很陡。後派我在中途燒開水，供應運煤來往犯人，每天早去晚歸。夏日炎炎，山溝河風，涼氣襲人，倒是避暑的好地方。周圍數十裏，除了一些被迫無償勞動的犯人，似牛馬般的奔馳於山溝之外，極目一望，杳無人煙。偶爾聽到樹林裏傳來一兩聲鳥叫的悲鳴，不禁引起了我思親之情，悲嘆命運之不幸。回憶起“長夜漫漫，何時旦”的詩句。 （四）以宣揚美國“科學進步、政治民主”罪名加刑四年 後又從羅溪調回三家田一隊，作礦洞過秤記錄，分白、夜兩班，每周輪換一次。在一個嚴寒下雪的晚上，輪到我值夜班，幹事忽然通知我不去上班了。當晚召開全隊大會，宣布逮捕抗改分子夏承雨，接著又輪到我的頭上，因原在遵義磚瓦廠以宣揚“崇美、恐美”之罪名而事發。不由分辯，幾個大力士的犯人，奉命跑上前來，手持棕索，用力把我們反背緊紮捆綁。開始只覺一陣疼痛，時至夜半，由於血脈不通，劇痛難忍。此時此刻，泣不成聲，只求一死。這是我畢生最難忘而刻骨銘心的悲劇。 第二天清晨，天空還飄著鵝毛似的大雪，地上白茫茫一片。由兩名武裝押送到務川監獄，松了綁，全身麻木不仁，但見雙膀一條帶血絲而又烏黑的深溝，經久不散。後來又看見很多教師和熟人被關入監獄，據說他們是右派分子，原女校校長羅文惠老師也在其中。歷史上稱：黃巢殺人八百萬，在劫難逃。而今舊社會的知識分子，在毛眼裏，也是十惡不赦。還有個是工商聯的高德芬，企圖越墻未遂，不幸重傷，因未及時搶救，以致死亡。那位監獄所長還厲聲說：“畏罪自殺，死也活該！” 幾天後，法院開庭審判。台上坐了一位人民陪審員，舊社會是一個遊手好閑的婦女。審訊只是履行形式上的“法定”手續，既無辯護律師，也不準被告申訴，由審判官宣讀判決書。以我宣揚美國的科學進步、政治民主，而扣上“崇美、恐美”反動思想的帽子，又重新定罪，加刑四年。這和封建王朝的文字獄如出一轍。 （五）暗無天日的礦洞，人命輕如鴻毛 宣判後，又押回汞廠二隊，編在坑道運礦小組。組長趙海泉是個魁梧大漢，每次運礦都重達二百公斤以上。小組共十人，我作學習記錄。初次運礦，不懂倒礦方法。有一次倒礦，不慎礦石落到女幹事頭上，血流不止，當時嚇得我魂飛魄散，又不知要加多少年刑。“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剛加刑四年，又遇這場大禍。事後經部隊調查，了解當時在場女犯，異口同聲地證明，我並非有意，而且是初次運礦，加之那個女幹事心地善良，未加追究，幸得平安無事。 運礦坑道既不正規，又無安全設施。上下通道，彎彎曲曲，經常發生塌方安全事故。有一早晨，剛進坑道，同組一個人在我前面約十公尺處，突然塌篷，一聲巨響，震耳欲聾，當場就被打死。又一次，中午爆破下班，兩個安全工進洞檢查安全，其中有個約二十許的魯某，據說是高中生，父親是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教育長，他們為了節約，爭取立功，想把已廢坑道內兩根安全柱取下，重新利用，不料剛用鋼釬撥動，頂篷垮塌，二人都死於非命。還有一次在回采坑道中，爆破時炸死一個姓羅的犯人組長。像這樣的事故，經常發生，並未引起上面重視。而這些冤死者又是為“立功贖罪”拼死拼活的幹，爭取早日獲得“新生”。他們經常告誡犯人“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立功贖罪、脫胎換骨、重新做人”。有些人就是在這樣的宣傳鼓勵下，上當受騙而賣命喪生。 （六）1958年大躍進，老虎溝屍骨成堆 1958年在毛澤東提出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指引下，掀起全國大煉鋼鐵運動。森林大量被砍伐，生態環境遭破壞，農業生產被忽視，農田荒蕪，糧食大減產，以致造成1959年所謂“特大自然災害”。 在這大饑餓的年代裏，糧食奇缺，毛又提出“低標準、瓜菜代”。後來連瓜菜也供應不上了，又挖樹根野菜。那時汞廠大量采集玉簪花葉，切成碎末，混在飯裏。味既難聞，更難以下咽，不吃又餓，許多人因此浮腫，三消三腫，帶病勞動，造成大量死亡。那時我正在坑道運礦，由於饑餓，體弱生病，向生產幹事李朝富請假不準（李原系解放前夕務中師範班學生），強迫繼續出工。坑道“立洞”坡度很陡，直上直下，好人都感吃力。當天昏倒工地，幸得就業人員李彥明背我到醫務室，醒來時，方知此事。 後獲隊長施恩，去廠部醫務所。在那裏每天少則三、四人，多到十余人，死於因饑餓而引起的缺乏營養的浮腫病。開始還有個木匣子，後來死的多了，木匣都沒有，一床草席，挖個泥坑，人上重人，掩埋在附近的“老虎溝”，孤魂野鬼，誰來吊祭。縱有親人，也難尋屍骨。□□□□□□□□□□□□□□（此處編者刪去96字）。 （七）為了活命，大種小麥 出院回隊後，隊部組織部分人搞農業，播種小麥。負責的是個少數民族幹部，目不識丁的老粗，說話粗俗，蠻不講理。張口就說：“你們跟我幹這樣、幹那樣。”語氣沈重，完全是主人對奴才的口吻。“站在屋檐下，誰敢不低頭”，有一次他叫我一個人扛一張打谷大鬥，又大又重，扛也扛不動，空手回到隊裏，他就把我的飯牌收了。本來定量就不夠吃，連那點活命糧都被取消了。飽人不知餓人饑，其心腸何以如此之狠毒。 （八）為了活命逃荒，調去晴隆銻礦 1959年務川糧食供應日趨緊張。包谷都供應不上，完全吃大豆，分量更少，難以活命。廠部決定調一部分人到羅溪搞農業，以救燃眉之急。但遠水難救近火。 不久省勞改局將汞廠大部分犯人調至晴隆銻礦和鉛廠。我調去銻礦。臨行前夕，我和甘河壩吳某以幾十元高價買只小雞。當時有錢無市，能買到點吃的，有如蜀道之難。當晚用沙鍋來燉，香味撲鼻，令人垂涎。半夜，值班武裝發現房內火光，闖門而入，一足踢翻了沙鍋，破成幾塊，湯完全流光了，還剩點幹的。頓時一陣心酸，倍感傷痛，好容易才積蓄點錢，買只千載難逢的小雞，眼看到口的東西竟然在一瞬間被一足踢翻了。簡直是個良心喪盡、人面獸心的家夥。但他在主子的支持下，我們又其可奈何。 從務川出發，第一天從羅溪到務川，寄押在監獄。第二天啟程去遵義。路過家門，懇求押送幹部，準許與親人告別，親人忙將一日口糧煮飯款待。匆匆忙忙，狼吞虎咽，依依不舍之情，難以言表。此行一別，不知相會何年。在這生離死別的時刻，只覺眼前一團漆黑，一句話也說不出來。萬語千言，不知從何說起。車子發動了，含淚告別了親人。車去遠了，還頻頻回頭，但見親人倚門而望。此時此刻，彼此心情沈重、抑郁、悲傷。 第三天到貴陽，關押在省監。第四天乘火車到安順，然後換汽車直駛晴隆銻廠，分配到西舍車間。廠部地勢較高，位於山上。冬天嚴寒，濃霧籠罩。西舍地勢比廠部低，是一個生產車間。我編在采礦組。坑道無照明設備，晝夜都點油燈，通風條件也差。下班出洞，滿面油煙，鼻孔熏黑，吐出唾液，也帶黑色。在這樣惡劣環境下，長期勞動，等於慢性殺，不死於安全事故，也將患肺癆短命而死。而他們為創造高額利潤，殘酷地壓榨犯人血汗。加班加點，還美其名曰“立功贖罪、重新做人”。 我在小組做雜工，運送鋼竿。工地離鐵工房較遠，來往山路，羊腸小徑，崎嶇難行。夜班只身去來，尤其是冬季雨天，寒風襲人，山谷裏，夜深人靜，萬籟俱寂，更令人膽戰心驚。在這深山野林的山溝裏，來往奔馳，何以命苦如斯。每念及此，痛不欲生。不幸死了，還落個“畏罪自殺”的罪名。思來想去，只有鼓足勇氣，才能死裏逃生。 （九）告別銻廠，安家農場 1959年農歷春節後，花貢農場來銻廠要人，先經農場醫生體檢，然後再定。當時我把希望寄托在農場。認為農場再苦，也無坑道危險。後來我去農場，一直在那裏安家落戶，滿刑就業，前後約廿年之久。蘇武牧羊番邦十八年，時間之長，已是曠古未有，但與我二十四年的政治迫害相比，則猶遜一籌。 農場當時有兩個犯人點，納壩和五裏牌。到農場是一個晚上，車直達納壩。周圍是高墻，墻外有兩座崗亭，武裝日夜站崗，防範犯人越獄逃跑。生活以紅苕為主，開頭幾天，味甜好吃，分量又多。但吃久了，胃口冒酸，又不經餓。由於農場大種紅苕，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除逢年過節吃頓大米混包谷飯，作為改善生活外，其余頓頓吃紅苕。菜是水煮鹽的蓮花青葉，原是作為豬飼料的。 （十）1960年蔣妄圖東山再起 1960年，所謂“蔣匪陰謀竄犯祖國大陸”，當時在全國是一個重大政治事件，勞改隊也不例外。對“反革命犯”在統治者眼中，認為與反動派有千絲萬縷的牽連，深怕他們乘機興風作浪，破壞生產，煽動搗亂，因此采取一系列緊急措施，把原國民黨的一些黨、政、軍人員，集中五裏牌，加以重點防範，嚴加管制。同時對犯人進行分期分批的停工學習，宣傳當前大好形勢，揭穿蔣匪陰謀，批判反動派妄圖東山再起的幻想，肅清“崇美、恐美”流毒，堅定改造信心，樹立立功贖罪、重新做人的信念。通過學習，使全體犯人深刻認識到，只有永遠跟著共產黨走，才有出路，任何幻想都是死路一條。 納壩是一個大隊，下分三個中隊。大隊長王東林、大隊管教王之華。集中學習結束，管教叫我搞廣播讀報、編寫墻報等鼓動工作。在墻報組有繪畫的潘志超、書寫的吳興貴，他們是舊社會的中學生，和我私感尚好。 後來我下組勞動，編在蔬菜組。不久農場又改種經濟作物，從雲南引進大葉茶種。先小規模試驗，後逐步推廣，最後成為貴州勞改企業的茶園基地。在以茶葉為農場主要經濟支柱的同時，也搞自給自足的糧食作物，從而逐步改善了生活條件，主食由紅苕變為包谷和大米。 每年全場召開一次年終總結大會——獎懲大會。對少數有立功表現的犯人減刑，對一些抗拒改造分子加刑，對個別就業人員摘“帽”等措施。歸根結底，目的只有一個，就是鼓勵犯人“認罪守法、積極勞動、多創財富、積累資金”。 （十一）文化大革命的浪潮，震撼勞改隊的寧靜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了，在勞改隊也相應開展一場打擊“抗改”運動。在動員大會上，大聲疾呼揭發消極怠工、破壞生產、不認罪伏法等抗改言行。一時人心惶惶、忐忑不安，人人自危。尤其是我們這個小組的人，都是在解放後參加工作的，而後又以“莫須有”的罪名打成反革命，因此作為大隊重點監管對象。組員中，有西進的部隊文化幹部曾昭文、黃德賢（江西人）、法院審判員鄭玉名（福建人）、趙恒泰（安順某廠領導）、福泉覆烤廠會計王鳳池，還有解放後參加工作的青年學生宋能強、黃國靈等。 有一次我和鄭玉名中耕茶林，聊天時談到文化大革命，提起漢高祖一統天下後，大殺功臣的史事，並引用“狡兔死、走狗烹”這一典故。不料鄭為了立功，向大隊告密。當晚在全隊學習大會上，大隊長王東林公開宣布：“有個別犯人，不認罪伏法，侮辱偉大領袖，誣蔑文化大革命為狗咬狗，小心你的腦袋。”聲色俱厲，令人喪膽，險些兒又將“二進宮”。 同組的黃德賢，江西人，西進幹部，犯什麽法，誰也不敢交談，這是監規嚴禁的。他一貫沈默寡言，抑郁不歡，總是帶著愁眉苦臉的面容，每天黃昏時，癡呆呆地，默默無言地站在監房前，舉起左手，張開五指，向遙遠的天空落日的余暉眺望，他說是觀察氣象。有人說他是瘋子，是神經病，其實與他交心閑談，不僅思維清晰，而且知識淵博，見地非凡。那麽，他每天這種舉動，正是使人誤認為他是一個神經失常而一無可取的廢人。誰知埋藏在他心靈深處的是怒火、悲傷和仇恨。他原來是一個愛國的知識青年，而投身革命，但竟蒙冤打成反革命分子。像他這樣蒙受不白之冤的，在勞改隊還不知有多少。 十一、刑滿就業時期：1967．05—1978．12 （一）刑滿回鄉夢，轉眼已成空 1967年4月30日，是我第二次再生的日子，好容易熬過了十二年的囚犯生活，4380天。當我踏入勞改隊的第一天，心想在這漫長的歲月裏，不死於病痛，也將被勞累折磨而死。慶幸平安度過，刑滿釋放了，滿懷喜悅的心情，盼望回到日思夜夢的故鄉親人身旁。但當管教宣布“當場就業”時，好似一瓢冷水潑在頭上，心裏涼了半截。原來幻想滿刑回家，與親人團聚，共度余生的希望變成了泡影，不禁黯然神傷。美其名曰“就業”，實際就是變相勞改。反革命犯監禁終身，一直到死，永遠也回不了家。滿刑就業了，還戴著反革命帽子，即使帽摘了稱為“工人”，也將同勞改隊伴隨一生。這就是□□□的無產階級專政。 刑滿就業，每月工資二十四元，吃不飽，餓不死，茍延殘喘，直至消亡。老父老母，妻室兒女，異地兩心懸，生不能團聚，死不得相見。歷史上孟姜女哭長城，千古傳為悲劇。而今日是“民主、文明、進步”的時代，不知還有多少孟姜女痛哭失去的親人。□□□□□□□□□□□□（此處由編者刪去75字）。 （二）由納壩調大壩河就業隊 納壩是個犯人點，就業人員少。每天早出工晚收工，只是無武裝監視，比對犯人監督勞動稍好一籌。如此而已，豈有他哉。後調去大壩河，是個就業人員點。主要搞基建，附帶搞農業。隊長楊貴金，生產幹事姓佘。聽說二人是國民黨起義人員，能力強，有幹勁。每年生產都在全場前列。文革運動中，佘因歷史問題而自盡，還落一個畏罪自殺的罪名。 （三）闊別故鄉已九年，刑滿就業獲探親。      別時雙老尚健在，而今但見一堆墳。      山河依舊前朝樣，人物面貌已全非。      見了熟人低頭過，愧對鄉親是罪人。 1967年的春節，是我滿刑後的第一個節日。就業人員比犯人唯一的優越性，三年五載可請短假探親。但請假不是每年都能批準的，既要看主人的臉色，又要看主人的心情，同時也要看奴仆對主人的恭順，綜合種種因素，才會獲得主人恩準。 我從1959年由務川調晴隆，整整八年未與家人見面，思念之情與日俱增。值此歲盡冬殘，春節將臨之際，能獲恩準回鄉探親，高興的心情實難言表。當天批準後，已近黃昏，天空還飄著毛毛小雪，但歸心似箭，等不到次日天明，即和同隊一個就業人員打著電筒結伴同行。剛到大門，被大隊長發覺制止，第二天拂曉才冒雪動身。 從晴隆到貴陽有兩條路線：一是坐車經普安、晴隆、安順到貴陽；二是步行經打鐵關、郎岱到六枝，然後搭火車經安順到貴陽。由於這條路線較近，花錢又少，我們決定走第二條路線。雖高山峻嶺，道路難行，為了能早日到家，困難艱辛也阻擋不了一顆火熱而急迫歸家的決心。當日天晚，還未找到宿棧。地凍天寒，又累又餓，最後到了一戶人家，吃的是雜糧，水煮青菜，睡的是蘆葦桿鋪的床，兩人合睡一床，既硬又擠。由於過度疲勞，上鋪就酣然入睡。次日黎明又啟程趕路，傍晚到六枝搭火車，第三天拂曉到貴陽，然後轉車到遵義，第四天從遵義乘車到務川。一進家門，岳父母不在家，愛人在面房幹活，聽我回來了，急忙跑回家來，看到她憔悴的面容，顯示她由於過度勞累和焦慮而導致身體的衰弱，頓時相對無言，只感到一陣心酸。息了片刻，她才告訴我岳父在1960年鬧饑荒餓死了。全家在一年中先後死了四口人。岳父及其孫女渣渣，愛人大姐應霞及其小女小華，岳母也在1962年因憂勞成疾，缺乏營養而病故。福無雙至，禍不單行，我又遠在異地他鄉，不能為她分憂解難，全家生活重擔全壓在她雙肩。一念及此，倍感辛酸。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回家，親人團聚，共度殘年。 回到家中，白天在街上匆匆低頭而過，不敢正視，惟恐見到熟人，愧無面目以對。雖然我是受冤無辜的，奈何世俗之見，劃清敵我界線，雖親朋好友也退避三舍，不敢親近。 假期半月，來回旅程就需十天，越期必須當地公安機關證明，否則就要受到處分。 （四）由大壩河調五裏牌 後來，犯人新生多了，五裏牌改為就業隊，我調到一中隊。中隊長郭銀飛，大字不識的老粗，生性粗暴，缺乏人性，對待就業人員簡直是主人對奴仆一樣。 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勞改隊也不例外，也要相應開展打擊“抗改”運動。就業人員，只是名義改變罷了，實質上仍屬專政對象，不敢越雷池一步。我親眼目睹一些無辜的就業人員，稍有一點對主人不遜的態度，就扣上“消極怠工、破壞生產、企圖逃跑”等罪名，打成抗改分子，關押、批鬥、吊打等肉刑，有的甚至活活被吊死，有的被關押而自縊。就業人員的處境，除了沒有武裝監管勞動，每月有二十四元的活命錢外，並不比犯人好多少。 我編在菜園組，組員老、弱、病、殘的居多，多數是舊政府時期的文職人員。如金國楠是某部政工大隊長、張繼莪是國民黨縣黨部書記長、彭揚是國民黨縣黨部書記長、張長弓是湖北公安縣三青團幹事長、饒楚材是湖北武昌高師畢業貴陽高中教師、張道覺是國民黨宣傳部長張道藩之胞弟。他們對我們這些人，表面是照顧，實際是集中監管。 星期日，有時去杉樹坡鉛廠申政伯或申叔祥處，他們是在花貢遇的家鄉親人。不久，叔祥叔患病去世。雖是就業人員，只有個小匣，挖個泥坑，掩埋在丁頭山臨河崖邊，就這樣悄然離別了人世，野鬼孤魂，從此無人哀悼。 （五）1975年大赦，國民黨縣、團人員獲慶余生 1975年毛澤東頒布對國民黨縣、團級人員特赦令。每人發新衣一套、零用錢一百元，送返原籍給以適當安置。同組有張繼莪、金國楠、張長弓、彭揚等四人。多年朝夕相處，同吃、同住、同勞動，一旦離別，真有依依不舍之感。此時心情，悲喜交集。喜的是為他們獲得寬大與親人團聚而祝賀，悲的是為自己的前途命運而傷感。 （六）六十患重病，死裏慶逃生 1977年下半年，突患坐骨神經疼痛，步履維艱，坐睡不寧。而就業人員邵興華，因挾前嫌，向管教密告我裝病不出工，真是有口難辯。後經醫務人員證明，轉送場部醫院。經過一段時間休息治療，病情日趨好轉。 這年鄧老上台，恢覆高考制度。從此青年學生又獲重新深造的機會。在毛澤東時代，知青上山下鄉，下放到邊遠的農村。大學實行“推薦”制度，只要識幾個字的貧下中農，就可上大學，這就是後來的“工農兵學員”。而地富子女，則被排斥於高等學府大門之外。 住院期間，一邊休息治療，一邊幹點輕微勞動。有一天，主治醫師丁要我為其孩子丁洪軍、丁洪兵、丁洪艷補語、英、數三科，準備報考中專。 （七）重返教壇，農場子校 後來，農場子校錢校長找我談話。他說，學校老師去晴隆縣城開會，叫我暫時代課，上高三數學。本來我不是數學專業的，就是本專業，荒廢二十多年，已生疏了。但既已分配到我，也得勉為其難，現蒸熱賣。記得講的內容是“函數”，通過預習、演算，勉強應付過去了，教學效果，學生反應還不太差。 學校老師從晴隆開會回來，又叫我改教英語。繼後，又從納壩犯人點調來李遠略教數學、李田教歷史。兩人原是普安中學教師，文革時期，以莫須有罪名判刑勞改。接著又調應永恒、付詩普來校任教。主管教務工作的李安仁，他是高中生，有膽識，在當時關於“冤、假、錯”案平反尚未正式宣布時，他敢於從就業人員，特別是從犯人中提拔使用，這也和管教科張□行科長分不開的，因為人員調動，必須先取得管教科同意。 在學期中，校領導決定對我和應永恒兩人，除原工資二十四元外，另每月補助二十元，學期結束前，場部加派黎幹事來校主持工作。他說由場部報請勞改局審批我為幹部教師，並可把家屬接來農場，參加采茶。 （八）暑假回鄉，應邀主持暑期英語講座 1978年暑期，我回鄉探親。正值縣教育局在師範舉辦暑期英語講座，抽調在校部分教師學習。一中馬蘭（女）、祁承志老師也參加學習，由我主講。暑假結束，實小增設高中班。吳晚成任班主任，教語文，申樸教數學，我教英語。其時我還未辦理離場手續，場部催我返去。 （九）1978年底務川縣教育局來函，邀我回縣工作，培訓英語教師 1977年恢覆高考後。全國中學英語教師奇缺。當時務川全縣僅有務中的馬蘭和祁承志兩位英語教師。馬蘭也非英語專業，祁則系俄語改行。後經組織出面，由務川縣委協商勞改局，又經在勞改局工作的老鄉付堯智向農場管教科張行科長說情，同意讓我回縣。 學校放寒假了。張科長留我在春節後辦理離場手續。這年舊歷除夕，應袁仲義副場長邀請去他家過年。當時以一個就業人員的身份，獲此殊榮，深情厚誼，畢生難忘。袁是解放前夕貴陽師範畢業的。解放後，一直在勞改企業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間靠邊站，有名無實。 （十）辦理離場手續 1978年春節後，張科長通知去場部辦理離場手續。先在管教科簽字蓋章，再到財務室結算工資、補助費等，最後管教科發給我由晴隆縣印發的“摘帽通知書”，上面寫的是：申勉在場表現較好，準予摘掉反革命帽子。 很多就業人員，為爭取摘帽，不知付出多少血汗。但就主人而言，則是一喜怒之間，一舉手之勞而已。 惜別前夕，學校就業人員教師為我餞行，席間暢所欲言，依依難舍，但內心深處，卻蘊藏著難言之隱。一為我擺脫囚籠而慶幸，二為自己何日得自由而哀鳴。 （十一）告別劃地為獄的花貢，重返夢寐以求的故鄉（務川） 離場那天，是我畢生難忘的日子。在這群山環抱、極目荒涼、人煙稀少的地方，在這劃地為獄的花貢農場，我整整度過了十九個春秋，剝奪了我一生中的青春年華。從場部上車，路經五裏牌牢房，頻頻回首，感慨萬千。在這片土地上，不知留下我多少足印，淌下多少汗水。有時在深夜裏，為思念親人，暗自流下多少辛酸的眼淚。有時在夜夢中又回到了故鄉，醒來時，原是幻夢一場。而今是現實，不是空想。激動的心，使人悲喜交集，黯然神傷。車在行駛中，兩旁的樹葉迎風飄蕩，似乎在向我點頭送別，這裏的一草一木，也帶著深情厚誼，為我重獲自由而發出內心的歡笑。 別了，花貢，我的第二故鄉。 1979年2月，又回到闊別26年的故鄉。山川依舊，人物全非，昔日親友多星散，怎堪回首話當年。 十二、平反後：1979—現在 （一）二十四年冤案獲徹底平反 1979年2月到務川師範，還是作為代課教師，因尚未平反落實。繼後，教育局作為專案，抽調王治華、尚星福二人專辦此事，經多方查實取證，徹底否定了□□□一手炮制的冤案。長達二十四年之久的“反革命”罪名得到昭雪平反，從此開始了我第二次再生的曙光。而二十多年的寶貴年華卻在強迫勞動的囚犯生活中黯然度過。時間和精神遭受的損失與打擊，是無法估量的，也是無法補償的。但遭受同樣命運的人，還不知有多少。而我則是不幸中之萬幸，尚能茍全性命於今日。 （二）三期英語培訓班 1979年2月回縣，主持英語教師培訓工作。由縣抽調部分在職教師進行為期一年半的學習。全班約三十余人。每周授課十二課時，由我一人擔任。學習期滿後，全部分配到全縣各間中學。 培訓班設在務川師範。副校長付澤民、教導主任鄒聖朝。由於師範生活是公費，工作又包分配，因此學生都是初中畢業的優秀生，學習風氣相當濃厚。 1980年暑假，第一期英語培訓班結束了。經省地主管教育部門批準，同意招收應屆高中畢業生，成立英語班，學制兩年，並承認其中專學業，這是第二期。除以務川學生為主外，全地區各縣均配有名額。遵義市三人，龔義華、唐忠艷、熊小鳳，道真縣卿志權，余慶縣王光惠、毛蘋，湄潭縣佘衛、赤水縣（市）陸啟林等。教材選用北京外語學院主編的一至四冊，並配有兩名輔導教師，是從第一期培訓班裏選拔的王麗（今務川中學）、徐秀芳（今遵義十一中）。 1982年第二期英語班結業了。雖然暫時緩解了英語教師的需求，但仍不能滿足全縣學校的需要。經教育局請示上級教育部門，同意再招一班初中畢業生，學制三年的英語班。教材采用許國璋編的一至四冊。這次招收的全是務川籍學生。 從1979年至1985年，先後辦了三期培訓班，占全縣中學英語教師人數百分之九十以上。今天，他們幾乎都是高（初）中骨幹教師，而且評為高級職稱，如務川一中王麗、吳家強、曾慶容、付全開；有的是中學校長，如涪洋中學校長白懷忠、赤水市中學校長陸啟林。還有遵義四中高中英語教師兼班主任王劍波（2005年被該校選送到英國進修半年），遵義醫學院陽江鴻，遵義十一中英語教師徐秀芳、朱容、鄧婭，遵義一中龔義華，八中唐忠艷，五中陸毓芬、陳淑文、王芳玲，等。 （三）赴外省英語教學 在1980年第一學期結束後，為了解、借鑒外地英語教學情況和經驗，經教育局同意，派教導主任鄒聖朝陪我同去。取道重慶，在南岸三師英語班觀摩聽課，課後並組織學生座談，交換意見。到成都後，因無專門培訓英語班，僅到一間高中聽課。然後北上西安，火車經巴山秦嶺，即川北古棧道，沿途隧道很多，因是夜間通過，無法觀賞其風光。在西安外國語學校聽課，後乘隴海路火車到鄭州，轉乘京漢路到武漢，在漢口航空路外國語學校聽課。再乘京廣線到衡陽，轉桂林，在桂林師範學院英語班聽課。然後在貴陽醫學院聽了一節公共英語課，最後到遵義四中聽熊中朝老師講課。由於時間匆忙，為時僅一個月，只是走馬觀花而已。 （四）任務川縣政協常委，赴桐梓、赤水、重慶等地參觀 1981年務川縣政協成立。我任常委兼提案小組組長。同年組織委員外出參觀。先到桐梓參觀張學良將軍被蔣羈囚的天門洞，即抗戰期間國民黨在後方的兵工廠地址。後到赤水參觀赤天化、華一紙廠。然後從赤水到四川瀘州。瀘州位於長江畔，三面環水，地勢險要。過去稱“天生重慶，鐵打瀘州”，可見該地過去在軍事上之重要。 到重慶後，由巴縣政協接待我們，參觀革命烈士紀念地白公館、渣滓洞，遊覽了風景名勝區南溫泉。偶然發現路旁一塊石碑上的題詞，是解放前任教遵義省高時一位好友魏宇平的親筆，據說他現在是西南的一位書法家。繼後，從有關方面得悉其電話，在通話中，得知他已年逾九十，體弱多病。滄海桑田，人世變遷，不禁感慨系之。 同年省統戰部惠世如部長來務川視察政協工作，縣統戰部部長高旭天陪同到我家坐談。臨行前，引用“馬革裹屍還”成語勉勵我，應效忠國家，不惜生命。 （五）參加遵義地區暨貴州全省第一屆老年運動會和在加拿大舉行的世界老年運動會選拔賽 鄧老上台後，為改革幹部“終身制”，頒布了離、退休制度，並提出“老有所養、老有所為、老有所樂”的口號，開展老年體育活動。 1983年遵義地區舉行第一屆老年運動會。務川在召開縣老年運動會的基礎上，選派男女各兩名代表參加。男的是鐘赤雲和我，女的是鄧錫林、何京鳳。由體委孫重陽領隊。比賽結果，務川獲團體第一名，我獲個人千米賽冠軍，全市為之轟動。 1985年世界老年運動會在加拿大舉行。這年由貴州組團參加。根據1984年全省老年運動會成績第一、二名的到貴陽集訓選拔。遵義地區共有六人參加。男的有湄潭65歲年齡段的鄭德垂、務川70歲年齡段的申勉，還有一名馬拉松賽的習水代表。女的有遵義五中體育教師漆連娣，其余還有兩名習水代表。集訓地點在花溪奶牛場，環境幽靜。每天清晨、下午由教練兼運動員的任珍德帶隊沿花溪跑一圈，往返約一小時半。集訓半月，在貴州農學院體育場進行選拔賽。65歲年齡段鄭德垂第一，70歲年齡段我第一。根據選拔成績，每組第一名當然入選。但賽後，省老年體協主席吳實在會上宣布，由於預算經費被壓縮，將原定運動員名額十二人減為八人。當時對人員的決定，實際由老年體協秘書孟昭時作主。孟宣布先回原籍，聽候通知。事後得悉八名運動員中，貴陽賽區就占了五名（任珍德、蔡大池、王家梁、劉春生、祖素華），其余三名是王全成（畢節）、楊玉英（麻江）、李發品（麻江）。 而鄭德垂和我雖名列第一，竟然落選。這充分說明參加運動會，也得講關系，走後門。因為公費出國，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 （六）師專試教 198×年，原在務川工作的徐繼英同志，落實政策後調回地區工作。後因事到務川，轉告師專俞慶鈺副校長口信，約我去該校任教。當時以英語班尚未結束，教育局不同意放行。 1985年師專再次報請地區教育局調我來該校任教。根據學校用人規定，須事先試教，經學校組織外語系教師聽課一周，並經全系師生評議，一致同意。後因地區教育局主管人事的婁恒其積壓，調令遲遲未下，不久俞又離休，此事因而擱淺。事後獲悉以未送紅包之故。而今清水衙門的教育單位，現已蛻化變質。 （七）籌辦高考文、理科暨初中補習班 1988年在恢覆職稱評審制度後，我被聘為中專高級講師。評退後，於1988年暑期籌辦高考文科補習班，以退休教師為主。教歷史張仕傳，地理譚介華，語文吳晚成、朱明章，數學周德盛、申學勤，英語申勉。當年考入貴師大的有田小英（又名田進，現在遵義師範學院任教）李佑祥（貴大財經專科，現在務川農行工作）等。 後又辦高考理科補習班。語文教師田維新（原務川一中副校長，現遵義一中任教），化學教師代鳴（現貴師大附中副校長），物理教師程勇（現在廣州工作），數學教師申學勤，英語教師申勉。考入大學的有申有江（國防軍事彈導學院）等。 回顧93年來坎坷一生，虛度年華，乏善可陳，毫無建樹。堪以自慰者，對務川英語教學作了一點微不足道的貢獻。僅此而已，豈有它哉。 【本文有刪節。個別地方刪除個別字句不註明；特殊地方和字數較多處則用“□□”加文字以說明，收錄於《滄桑務川》】 2011年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