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女外交官袁曉園的第一份工作是什麼？

袁曉園，原名行潔，別號曉園，江蘇武進人，也是中國近代第一位女外交官暨女稅務官。著名作家瓊瑤，就是袁曉園大伯三女兒的女兒。袁曉園出身大家，從小飽讀詩書，然而二十歲時和張鑄的婚姻，除給她帶來短暫的幸福外，更多是無盡的痛苦。 張鑄，字鼎九，是安徽省鳳陽府天長縣人。曾經因為他在天長縣出生，且家中總排行第九，清帝認為有「天長地久」的吉祥含義，所以特別欽點他為舉人。袁曉園經由其家庭教師介紹並認識張鑄後，便大為動心，再加上曉園的父母對張鑄亦很滿意，於是他們倆在1921年時正式結婚。不久之後，就隨其丈夫返回焦作煤礦，開始了兩人的新生活。然而好景不長，張鑄不久發現患上了當時無藥可治的傳染病，肺結核。肺結核患者不能從事耗費體力的工作，需要長期休養，不僅要吃藥還要增強營養。袁曉園在丈夫辭去工作後，陪丈夫在北京和杭州療養，並就讀了北京藝專和杭州美專。丈夫看病吃藥和自己上學的學費都是一筆巨大開銷，現在丈夫不能工作，自己的學業也難以為繼。 話說，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在這債務纏身，愁雲慘淡的時候，袁曉園總算遇到了幾件好事。一是在恩師林風眠畫展上，袁曉園的幾幅畫作被人買下，換得些銀兩貼補家用。更重要的一件事，是江蘇省農礦廳招考秘書放榜，袁曉園榜上有名，成了農礦廳長何玉書的秘書。這是袁曉園第一份正式的工作，起點頗高，也為她今後精彩的人生打開了大門。能成為農礦廳廳長秘書，一是工作穩定體面，二是收入不錯，三是社交圈不同，增長了見識。丈夫張鑄學有所長，是礦業工程師，現也在友人幫助下，於農礦廳謀得一個農礦課長職位，兩人終於可以在擔驚受怕多年後，安定下來。然而好景不長，張鑄不久老病復發只能棄職而去回鄉休養。袁曉園的三弟袁行義，當年正從中法大學附屬高級中學畢業，準備前往法國里昂分部留學。於是在她的朋友丘譽、陳誠、以及她的直屬長官農礦廳長何玉書的勸說之下，袁曉園決定到法國留學。 何玉書支持袁曉園赴法國留學，更多是為袁曉園前途着想，也知道以袁曉園的才華，不可能久居廳長中文秘書位置。 袁曉園踏上赴法道路後，先後遇到高魯，葉楚傖之子葉南，鄧文儀等一眾菁英才俊，加上天資聰穎，刻苦學習，終學有所成。後任中國駐印度加爾各答領事館副領事，並進入聯合國秘書處工作。1972年成為第一批從美國進入大陸的華僑訪問團成員之一，並在1985年放棄美國國籍，返回中國。 袁曉園返國後，住在南京月牙湖畔的富麗山莊，晚年以詩書自娛，頤享天年102歲。 （原文和圖片刊發在：https://zhuanlan.zhihu.com/p/1945554179654411439）

何玉書在蒙藏學校發揮了什麼作用？

民國建立初始，可謂百廢待興。儘管經費人員捉襟見肘，但是國民黨的大佬戴季陶，陳果夫，丁惟汾都紛紛上書蔣介石，推動制定中華民國邊疆政策，興辦蒙藏班，建立蒙藏學校。這其中，何玉書扮演了什麼角色，發揮了什麼作用？ 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形式上確立統一後，為實現孫中山五族共和，以中華民族大一統推進三民主義的理想，從理論，政策，人事各方面，對於邊疆建設都極為重視。當時的主要背景是，晚清以來，列強環伺，大清版圖遭受周邊國家和民族的侵蝕日復一日，中央統治威權式微，邊疆地區強人出頭，各自為政，可謂山高皇帝遠。為改變這一現狀，消除隱患，以圖長治久安，國民黨大佬戴季陶，丁惟汾等智囊，深謀遠慮，精心擘劃，多次給中央和蔣介石寫信出謀劃策，推動“以實行發展教育為入手的办法”的“蒙藏經濟與文化振興”政策。在東北易幟後，國民政府在热河、察哈尔、绥远、青海、宁夏、西康等特别区改建行省，並通過蒙藏委員會貫徹實施中央意圖，培養邊疆民族幹部。但辦學之初，囿於財政困難，人才稀缺，交通和通訊不便，不仅教学、訓育无一贯精神，而且畢業生少、不分配工作，對邊疆社會的影響微乎其微，雖經多方努力，然收效甚微。 1927年，國民黨開設中央黨務學校暨中央政治學校（現在台灣中國政治大學前身），蔣中正親任校長，丁惟汾、余井塘、吳挹峰分任教育、教務、總務主任，並與胡漢民、戴季陶、陳果夫、邵力子、羅家倫等人組成校務委員會。政治學校設立之初就是為了培養國民黨基層幹部，對學員灌輸国民党党义、進行普通课程、地方自治之教育以及严格的军事管理与训练，搭建國民黨治理國家的行政黨政幹部骨架。因戴季陶，丁惟汾，陳果夫極重視幹部培養，又在政校擔任教育長和校務委員，故開設蒙藏班，西康班，蒙藏華僑班“专门招收边疆青年，施以特殊教育，以作建设边疆的干部”。蔣介石對此也極為支持，為之後正式開設蒙藏學校積累了經驗奠定了基礎。 1931年3月，中央政校校务委员会通過决议，就準備办理附设蒙藏学校，後因九一八事變等延宕。 1933年2月初，中央政校校務會議上，戴季陶“以蒙藏教育關系重大”，主張蒙藏班改為蒙藏學校；陳果夫因此密電蔣介石，“下令將該班改組為校，仍屬本校，並另電季陶先生請其主持改組”，獲蔣同意。3月2日，中央第60次常會同意蒙藏班改蒙藏學校，聘何玉書為主任，8月1日改組成立。蒙藏班改為蒙藏學校，根源在於“蒙藏教育關系重大”，國民黨如慾實現孫中山民族大一統的理想，非安定建設邊疆，籠絡培養民族幹部，貫徹實施三民主義理念不可。 何玉書自1927年任江蘇省政府政務委員兼農工廳，農礦廳，實業廳廳長後，在1932年受到顧祝同排擠，被以改組名義撤銷實業廳，併入建設廳，自然何玉書的廳長職位也就此撤銷。在賦閒一段時間後，何玉書被委任為蔣中正為委員長，陳果夫為副委員長的治淮委員委員，職級為特派（後任總務處長，職級為簡任）。也就是在這段尷尬時期，老上司陳果夫，老前輩戴季陶，丁惟汾都看上了深諳三民主義，曾是孫文學會會員，同時學有所長，工作能力強，思維清晰，思想開明的何玉書。戴季陶文存卷二中有紀錄““何玉書同志,主辦蒙藏學校,其人之才能,果夫立夫兄均知之,大抵可以放心委任無憂”。這個評語，首先親自肯定何玉書的才能，並以“果夫立夫兄均知之”為其背書，直言可以放心委任無憂。而陳果夫也多次為何玉書工作，而給蔣中正寫信推薦。此外，陳果夫，丁惟汾都曾打電報給蔣中正，為何玉書匯報蒙藏學校工作，請求蔣中正撥冗接見。可見，陳果夫，丁惟汾對蒙藏學校非常重視，而何玉書作為一個行政官僚，其能力和作風，也是受到了大佬們的賞識。 何玉書接手就任蒙藏學校主任後，於1933年８月，即致電、呈文蔣介石，要求面陳蒙藏學校赴邊地招生、籌設分校等事宜，認為“中央對於邊疆教育，似應以蒙藏學校為基幹，逐漸向西北作扇形之推展，步步為營，立定深基”，建議“第一步先謀整理內部”；第二步“專致力於內容之充實，以謀基幹本身之堅固”；第三步“預計於明年春季開始向邊地籌設分校，從事推進”。之後，他又呈文蔣介石，重申了“擬於邊年春開專修班三年級教育行政組畢業之時，就邊省選擇適當地點，籌設分校四所”的想法。1933年11月，何玉書擬訂的《中央政治學校附設蒙藏學校設置分校初步計劃綱要》12條，經校務委員會討論後，呈送中央執委會審核。中央政校籌設分校計劃及中央修正案，經1934年2月19日《中央日報》給予及時報道，社會各界，關系各方反應熱烈。由此可見，何玉書就任後，在中央蒙藏邊疆政策下，富有創造性地細化並擬定了實施步驟，努力推進實施，獲得了顯著實效。 縱觀何玉書之一生，雖有早年投身黃埔做會計長和政治部主任的經歷，但終究是書生本色。無論是興辦蒙藏學校，推行中華職業教育，作為校董參與私立南通大學建設，還是禮賢下士，贈金蔡元培，接濟河南大學逃亡師生，都體現了何玉書那一代民國官員知書達禮，尊崇知識，為社會國家培養人才增進人民福祉的功績。 本文有參考淩興珍 博士《民族國家建設與國民黨邊疆教育——以國民黨中央政治學校籌辦邊疆教育過程為線索的考察 》一文。 （原文和圖片刊發在：https://zhuanlan.zhihu.com/p/1944828584876310552）

何玉書電文承辦紀錄

《中央第60次常會同意蒙藏班改蒙藏學校，聘何玉書為主任》

1933年2月初，中央政校校務會議上，戴季陶“以蒙藏教育關系重大”，且因蒙藏班學生“近有反對該班主任風潮”，並因蒙藏委員會“有另設蒙藏學校之計劃”，主張蒙藏班改為蒙藏學校；陳果夫因此密電蔣介石，“下令將該班改組為校，仍屬本校，並另電季陶先生請其主持改組”，獲蔣同意。3月2日，中央第60次常會同意蒙藏班改蒙藏學校，聘何玉書為主任，8月1日改組成立。顯然，蒙藏班改為蒙藏學校，根源在於“蒙藏教育關系重大”，國民黨須搶先自辦。 何玉書就任主任後，即有向邊地籌設分校，使邊疆教育向西北作扇形推展的打算。除了章程中有蒙藏學校“得於相當地點設立分校”之規定外，1933年８月，何玉書致電、呈文蔣介石，要求面陳蒙藏學校赴邊地招生、籌設分校等事宜，認為“中央對於邊疆教育，似應以蒙藏學校為基幹，逐漸向西北作扇形之推展，步步為營，立定深基”，建議“第一步先謀整理內部”；第二步“專致力於內容之充實，以謀基幹本身之堅固”；第三步“預計於明年春季開始向邊地籌設分校，從事推進”。之後，他又呈文蔣介石，重申了“擬於邊年春開專修班三年級教育行政組畢業之時，就邊省選擇適當地點，籌設分校四所”的想法。 1933年11月，何玉書擬訂的《中央政治學校附設蒙藏學校設置分校初步計劃綱要》12條，經校務委員會討論後，呈送中央執委會審核。規定：第一步先就包頭、迪化（即今烏魯木齊）、西寧、康定四處籌設分校各一所，以辦理初級中學為第一原則、辦理小學為第二原則，必要時得添辦簡易師範班及職業訓練班，宗旨在於“推廣邊疆教育，培養健全國民，並為蒙藏青年研究高深學術及從事各種職業之預備”。12月7日，中央第101次常會決議：推常委羅家倫、李宗黃會同參謀本部、蒙藏委員會、教育部審查。旋準提出審査報告，1934年2月1日，中央第107次常會決議：先在張家口、包頭、迪化、寧夏、伊犁、蘭州、康定、麗江八處“同時或分期設立分校”，麗江一處“如一時不能單獨設校時，得在該處中學中先行附設師範養成所”；先辦簡易師範學校及其附屬小學為原則，如無合格師範學生時，應即先辦小學；經費“由二十二年度政治會議核準蒙藏回教育經費二十四萬零五百元項下撥給，由中央政治學校直接向教育部及蒙藏委員會支領並報銷”；分校名稱及經費預算“由常務委員與中央政治學校及蒙藏委員會酌定”。2月8日，中央第108次常會修正通過的《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學校設置邊疆分校初步計劃綱要》規定：名稱暫定為中央政治學校（所在地）分校，並就其程度性質附以某部名稱（例如師範部中學部），第一年先辦簡易師範單軌一級及小學初級覆式一級，簡易師範每級50人、小學每級40人，簡易師範課程須參照簡易師範標準，入學年齡不得逾25周歲，畢業生須服務小學或民眾教育至少三年，經費概算實行簡易師範、附屬小學分列，由中央核準的蒙藏回教育經費項下撥給。至此，中央政校附屬蒙藏學校之分校變更為中央政校之分校，地點由四處增為八處，原案西寧一處改設蘭州，編制由初中、小學變更為簡易師範、小學，分校建置由設計委員會設計，經費概算根據學校編制與設班分列，經費來源有了著落，宗旨也由試辦期培養邊疆黨建人才的特殊教育轉向培養邊疆健全國民、邊教師資及邊疆研究和各職業人才的綜合性普通教育。 中央政校籌設分校計劃及中央修正案，除1934年2月19日《中央日報》給予及時報道和良好預期外，關系各方反應熱烈。1933年12月9日，蒙藏班第一期教育行政組的西康籍同學文鬥撰文提出了籌設西康分校的七條建議：校址宜擇康定，宜建校舍，招生宜普通與特殊兼用、獎勵與宣傳同時並進，班級設置最好初中與完全小學同時進行，施教原則宜就中央方案因地制宜而施行，行政組織應添設研究推廣組，經費最低限度“初年度，非規劃40,000～50,000元不可”。受業中央政校的青海籍人化名“青一”者撰寫長文，不僅從蒙藏教育在青海的重要性、民主政治、國防充實以及蒙藏人民生活之增進、組織之改善、生產之發達等方面闡述了國民黨中央應在青海設立分校的主張，而且論及青海分校籌設的十個具體問題，建議最好選址西寧，初辦時設師範科、初中、小學各一級，預算最低限度開辦費2萬元、第一年度經常費4.5萬元，推廣實施上，語文教育“應重設推廣小學”、生計教育“應附設皮革毛織工廠，農場及畜牧防疫局所，並倡辦合作社團”。這些議案，實際是計劃綱要的具體實施方案。 對西寧分校改設蘭州之變動，國民黨中央常會給出了“蘭州為西北之中心，且為蒙藏薈萃之所，並能兼收青海、寧夏蒙藏學生”的理由，青海方面卻反響強烈。1934年3、4月間，除了“青一”強調中央應在青海設立分校外，署名“雨”的作者也刊發文章，從國防和民族問題、教育機會均等、溝通西藏文化和發展西藏教育、青海教育落後於甘肅教育之現狀等方面，闡述了中央政校應在青海增設分校之理由。此外，青海土觀阿嘉等呼圖克圖及各盟長、青海省教育廳、青海省黨特處皆列舉理由詳陳中央，籲請恢覆西寧設校。青海方面所陳述的設校理由，其實都是官樣文章，根本意圖是與甘肅爭奪中央資源與教育投資。經過青海各方人士的奔走籲請，蒙藏委員會與中央政校往來電商，中央政校重新擬呈增設西寧分校一處等提案，4月5日，獲中央第115次常會決議通過。至此，西寧分校恢覆設立問題獲得圓滿解決，分校計劃設置數增至九處。可見，分校設置地點的變動與增加，不僅是中央執委會基於邊疆整體戰略與制衡策略的考慮，而且受到西部邊省地方勢力的牽制與影響，一定程度折射了邊省地方勢力對中央資源的爭奪以及國民黨治理邊疆的制衡與牽制策略。 遵照中央決議精神，1934年春季學生開學後，中央政校聘請蒙藏教育各機關人員和專家組成“校務協進委員會”，蒙藏班第一期兩組畢業同學則分配到協進委員會各組服務。校務協進委員會設計的中央政校邊疆教育實施方案，7月下旬由中央審定。據報道，中央政校邊疆教育發展進程計分三期：第一期，蒙藏學校辦理中學部，漸進至專修科，同時在邊疆各地擇要籌設分校，辦理簡易師範及附屬小學，並酌設初中部及初級職業科；第二期，蒙藏學校中學部初中移歸分校，專辦高中職業科及專修部，分校繼續辦理簡易師範部及附屬小學，並增設初級中學、推廣義務及平民教育；第三期，蒙藏學校專辦專修部，中學部移往分校，分校就所在地劃為分校區，師範、中學及職業學校單獨設立，並在區內劃分若幹義教區、每區設實驗小學一所，確立推行義務教育基礎。具體而言，蒙藏學校（1933年８月～1938年７月五學年）：中學部高中第二、三、四、五年新招普通、師範、衛生、畜牧四科各一班，專修部自第三年起每年招教育科一班、自第四年起每年招農林畜牧一班、自第五年起新招毛織科一班，每班40人。邊疆分校：第一期（1934年8月～1938年7月），第一年設包頭、西寧、康定分校，第二年設迪化、張家口分校，第三年設寧夏、麗江分校，第四年設蘭州、伊犁分校，均先辦簡易師範和小學，僅伊犁分校先辦小學，創辦次年康定、張家口、寧夏、麗江分校增設初級中學部，西寧分校增設初級職業科；第二期（1938年8月～1942年7月），除蘭州、張家口、迪化、伊犁分校增設簡易師範科，蘭州、張家口分校增設初級職業科，麗江分校增設初級中學部外，包頭、西寧、康定分校於第一年，張家口、蘭州分校於第二年，寧夏、麗江分校於第三年開始推行義務教育；第三期（1942年8月～1946年7月），各分校區單獨設置師範、職業、中學、小學。 國民黨中央對分校之設施，“頗費躊躇，以事前應有精確之社會調查，然後再做設施之完密計劃”。故政校“校務設計委員會”擬呈的邊疆教育考察團組織綱要和經費預算書，獲得中央第120次常會同意，“經費核準二萬元”。其中規定：考察團以考察教育、實業為主要目的，他如黨務、政治、民族、宗教、社會等項亦附帶考察，計分三組，第一組赴綏遠、第二組赴甘肅及新疆、第三組赴西康考察，每組設主任、副主任一人，團員由蒙藏班畢業生派充，考察期滿即留該地機關、分校服務，考察時間定為5至7月，經費由中央撥給。事實上，考察團6月成立、7月中旬到達考察地、8月底結束考察活動，分為綏遠、青海、西康三組，蒙藏班30名畢業生派為團員，參與了分校的籌辦及本部高中的招生，事後即派在校本部及分校服務。 中央政校正式籌設邊疆分校，始於1934年7月28日指派張鎮臨、楊倬孫、周覺生為包頭、康定、西寧分校籌備主任。9月26日，籌備就緒即委三人為分校主任，並頒發暫行章程及教學科目時間表。據報刊等文獻記載：張鎮臨、包宇率領的蒙古教育實業考察團到達蒙古後，建立的分校全稱是“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學校包頭分校”，校舍系租賃包頭東市街私商院落改建，學生由烏蘭察布、伊克昭兩盟十三旗王公保送，須會講蒙古語，並經國文（漢語文）、數學、史地等科考試合格，兼收回、漢、滿族青年，計簡易師範班一班共40人，小學部一、三、六年級各一班共40人，10月10日開學。周覺生、王慎餘率領的青海教育實業考察團，７月12日到達西寧，得到青海省主席馬麒及西寧駐軍馬步芳援助，並承捐西寧城外小堡大營盤騎兵團營地為校址，廣慧寺敏珠爾活佛亦捐贈松木二百株。8月底考察結束，9月1日開始籌設分校、改建校舍。10月13日，假省黨特處考錄師範生50名，添收蒙藏附學生6名，10月15日成立師範部；小學部則呈準添設一班，共錄取80名，10月25日成立。楊倬孫、張蓬舟率領的西康教育實業考察團抵達康定，並與川康邊防軍總司令劉文輝接洽後，即行籌辦分校，選定康定諸葛街川王宮廟址為簡易師範部校址，第一期招生50名；又借營擊街娘娘廟大殿前廊房三間改作附小校舍，第一次招收學生40名，投考者踴躍，竟達230余人，10月10日舉行開校典禮。 按計劃，張家口、迪化分校應在1935年籌設，寧夏、麗江分校應在1936年籌設。由於日本侵略華北，張家口危在旦夕，更因新疆情形覆雜及外交與國防情勢嚴重，1935年，在張家口、迪化籌設分校顯非其時。因此，中央常委丁惟汾等五人提議先在肅州籌設一分校，作為新疆設校之先聲，5月23日，獲中央第172次常會核準，經費在黨員所得項捐下照撥。6月，指派曹啟文為籌備主任，7月13日，委曹為分校主任。經曹啟文和胡金如、連鑫叔等籌備委員努力，借用三義廟、藥王廟兩廟址改建校舍，考錄師範部48名、小學部50名，10月9日成立分校，11月1日開班行課。 自國民黨入川及川政統一，以四川為民族覆興根據地的西南戰略性建設得以展開。1936年9月，雲南北勝土司高玉柱、西南夷族文化促進會執委王奮飛等人向教育部提出發展夷苗教育的請願；10月，教育部長王世傑批示：“在夷苗集中地區設立中央政治學校邊疆分校”。1937年冬，中央政校請教育系主任汪懋祖赴滇籌備。經過考察與接洽，汪懋祖最終選定大理城北東岳廟為校址。1938年夏，校舍改建基本完成。1939年春，大理分校招錄簡師一班、初中兩班、初級實用職業一班，學生共計160余人，3月下旬開學。其附屬小學，直至1941年9月獲捐一塔寺院址為校址，始得以改建成立。至此，中央政校五所分校籌設完成。 ================================================ 淩興珍 | 民族國家建設與國民黨邊疆教育——以國民黨中央政治學校籌辦邊疆教育過程為線索的考察

《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史料專輯》中的何玉書

“何玉書當時任司書之職,專供總敎官(何應欽）差遣,他是大學畢業生,能隨思想潮流前進,所以北伐後晉升到簡任官。繆斌由汪精衛的介紹,任上尉無線電管理員,其聰明向上固同於何玉書,而其出身、敎育有差。後來與我同事江蘇省政府,屢規以言,終以我出使雲南,他以謠傳去職 ...”

戴季陶先生文存 VOL2中對何玉書的評價

“何玉書同志,主辦蒙藏學校,其人之才能,果夫立夫兄均知之,大抵可以放心委任無憂,後紅極養礦師成績蘇共豫算現在提出政會,弟覺中央對於蒙藏尙少實際工作,此校將來若能有成,其為助於國家之統一者不小,敬希先生詳查而惠助之。弟今日痰嗽均已減輕,明日當可銷假視 ...”

何玉書因何滯留上海而未赴台？

目前國內研究黃埔和民國歷史的專家學者，對於何玉書晚年的經歷，大多互相引用廣州黃埔歷史專家陳予歡先生在《黃埔軍校將帥錄》中有關何玉書詞條，和《中國國民黨百年人物全書》中的詞條，稱何玉書“1949年到台灣，續任“立法委員”。台灣出版有《何夢麟玉書先生紀念集》等“。百度百科等詞條也都採納這種說法，本人雖多次提出更正並提供證據，但是囿於程序等問題，未得更正。目前，各種文本依舊引用詞條內容，未加辨析核查，繼續謬傳誤導讀者。事實是，何玉書並未赴台，而是滯留寓居上海，最後病死於上海。 何玉書（1892-1965），字夢麟，貴州貴陽人，祖籍福建光澤。何玉書1917-1919年，從日本私立早稻田大學三年肄業，考入高等預科。 1919年轉北京法政專科學校（北京法政大學）讀書，為北京學生聯合會主要負責人之一。 1921年，何玉書由北京民生周刊社介紹加入中國國民黨（介紹人：謝持，徐堪）。1924年，何玉書應何應欽所邀，赴廣東。何玉書曾任建國粵軍第一軍參謀，孫中山大元帥秘書處秘書。其後，何玉書參加黃埔軍校工作，曾任黃埔軍校教導團第一團會計長。第一次東征時，何玉書任職東征軍總指揮部前敵指揮部副官長和政治部副主任，後任黃埔軍校潮汕分校政治部主任。 1926年，何玉書參加第二次北伐東征，任北伐革命軍第一軍政治部主任，何應欽為第一軍軍長。北伐攻下福建後，何玉書任福建省臨時政府財政廳長。 1927-1933年，何玉書歷任中華民國江蘇省政府第一至第五屆省政府委員，並兼任農工廳長，農礦廳長和實業廳長。 1933-1937在國民政府導淮委員會工作。導淮委員會委員長為蔣介石，副委員長為陳果夫，何玉書任總務處處長。抗戰時期，何玉書任貴州省政府委員兼糧農廳廳長和糧食局局長。抗戰勝利後，何玉書任職江蘇省政府田賦糧食管理處處處長，並當選國民政府立法委員會委員。1948年，何玉書赴上海，任職上海市政府參事室參議，直至1949，中共解放軍佔領上海。 那麼，何玉書作為民國要人，也是國民政府遷台名單上的高級官員，在其官長同袍同鄉部屬紛紛前往台灣時，為何他卻在1949滯留大陸，而沒有去台灣？根據何玉書留下的自白書和通過相關知情人士了解，王卿麗策反動員，黃炎培周恩來等許諾拉攏，國民黨派系矛盾，年邁遲滯猶豫不決錯失時機，都是何玉書滯留上海的原因。 1941年，何玉書受朋友所託（何玉書原話是：“故交舊相識”），從貴州省主席楊森手上救下了被判處死刑的中共地下黨員王卿麗。 王卿麗是北京人，在成都加入地下黨。她當時的公開身分是貴州大學圖書館職員。王卿麗的真實身份是中共黨員，接受中共地下黨指令，專門從事反對國民政府的工作。王卿麗被捕後，承認自己為中共地下黨員。根據當時國民政府法律條令，王卿麗被政府判處死刑，準備執行。王卿麗的親友得知消息後，找到時任貴州省政府委員和糧食局局長的何玉書，托他設法營救王卿麗。至於托付人是誰，目前已經不可考，可能是何玉書在北京讀書工作時認識的朋友。何玉書和貴州省主席楊森同在省政府工作，可謂上下級關係，而且因何玉書的資歷和職位，楊森對何玉書也很尊重。據知情的何玉書親友稱，何玉書找到楊森，請求放王卿麗一馬時，楊森開始並不同意。楊森對何玉書說，何老先生，王卿麗是貨真價實的共黨分子，並非誤捕誤判，而且她本人也供認不諱，罪不容赦，罪應當死，你還是不要替她求情了。當時的中國社會是人情社會，受人之託，救人一命，被認為是義不容辭的義舉。由於人情所託，何玉書再懇請楊森刀下留人，並寫下擔保書，願以自己的身家性命做硬擔保，親自看守教育王卿麗，令其悔過自新。話已至此，如果楊森再不鬆口，那麼就是對何玉書不信不敬了。於是乎，何玉書救下了王卿麗，並把王卿麗安排在家中做家庭教師，教育幾個子女，令其不得離開自己的監視。然而，王卿麗非但沒有悔過自新，反而利用何玉書的地位和關係，繼續收集情報輸送給地下黨。而且，時值妙齡的王卿麗以報答何玉書救命之恩為藉口，主動靠攏何玉書，最終成為何玉書的新歡。何玉書和王卿麗在抗戰勝利後一起回到南京，並於1946年生下了何玉書的幼子何天佑。王卿麗接受地下黨指令，積極策反動員何玉書投靠中共，是何玉書1949後滯留上海的主要原因。 何玉書1919年就參與政治活動，歷經國共兩黨兩次合作，認識交集的朋友故交中，有很多是中共人士，或者是親共人士。如同鄉老師黃齊生，同鄉同學王若飛，同事周恩來，鄧穎超，部下王崑崙等人，曾多次策反動員何玉書投共。在江蘇農礦聽實業廳工作時，何玉書因推行職業教育，與中華職業教育社主要發起人，著名教育家和中國民盟創始人黃炎培交往甚密，往來頻繁。黃炎培日記中有多處記載和何玉書一起視察職業教育情況，並宴請應酬。據何玉書家人回憶，何玉書在上海所購房產的仲介人和證明人，就是黃炎培。黃炎培在1949後也一直和何玉書保有聯繫，並積極動員何玉書參加民主黨派中央工作，後因上海陳梅魂事件而擱淺。周恩來和何玉書都曾在黃埔軍校政治部工作，共用同一個辦公室。周恩來也多次托話給何玉書，請何玉書留下建設新中國。何玉書本是大學經濟課畢業的專業人士，在黃埔任職會記長，政治教官和政治部主任等職，非職業軍人。在北伐攻下福建後，何玉書就脫離了軍隊，在福建和江蘇從事經濟建設工作以及邊疆教育工作等。所以，何玉書不僅沒有血債，沒有在戰場上下殺過中共人員，反而為很多中共人士或親共人士提供了很多幫助。而且何玉書年近60，不再過問政治，加上中共高官朋友親自挽留擔保允諾，也是何玉書滯留的原因。何玉書在1949前，利用自己掌管華東地區糧食的權力，遲滯拖延國民政府調運糧草的命令，並在大陸易幟後，向華東臨時軍政府移交了自己掌管的糧食，自認是遞交了投名狀，以為會安然無恙。 何玉書滯留上海，而未選擇赴台，還有一個原因是，國民黨內部派系紛爭，互相傾軋，令何玉書畏難止步。何玉書與何應欽同為貴州同鄉，又是在何應欽親自邀請下赴黃埔軍校，與何應欽的侄子，內侄，弟弟等人都屬於何應欽的親信和左右臂膀。尤其是何玉書，留學過日本，學有專才，工作能力強，思想開明，深得何應欽信任。從何應欽嫡系教導一團的財務長，到政治部主任，福建財政委員會主任，江蘇省府委員，農礦聽實業廳廳長，乃至抗戰時期的貴州省政府委員，都少不了何應欽和另外一個貴州民國大佬王伯群的提攜。何應欽曾是蔣介石的左右臂膀，深得蔣介石依仗和信任。但是隨著抗戰結束，何應欽因其位高權重，與蔣介石的關係十分微妙。自然，何應欽的親信，貴州幫人士，也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何玉書屬於民國首都所在經濟大省的實力派專業人士，技術官僚，也是屬於陳果夫派系的行政官僚，與軍人顧祝同，丁治磐等人都有矛盾。曾經有顧祝同以何玉書接受記者訪談洩密為名，要處分何玉書。顧祝同於1932年12月撤销實業廳并入建设厅，以致何玉書有段時間賦閒在家。後來還是借助何應欽，陳果夫等大佬緩頰才度過難關。而軍人丁治磐戰後主政江蘇省政府，對於屬於陳果夫文官系統的何玉書也不友善，故何玉書1948就避走上海，主要是為了避開丁治磐的監控。所以，儘管何玉書算是橫跨黃埔系，新政學系，CC派的老革命技術官僚，但是在錯綜複雜的官場中還是左支右絀，勉為其難，以致心灰意冷。 另外，1949年時，何玉書已經五十七歲，年近六十。歷經連年戰亂和官場傾軋，以及自己家事紛爭，幼子才三歲左右，令何玉書對前途左右徬徨。加上在貴陽還有前妻，老母，五個兒子，兄弟姐妹親友一大群，也令何玉書對赴台舉棋不定。當時，國共雙方都在爭取何玉書。國民黨方面，老官長何應欽，楊森，陳果夫都赴台了，周圍的部屬同僚不少也勸何玉書赴台，更不用說何玉書是在遷台的政府要員名單上，丁治磐和特務機構都盯著。中共方面，則是王卿麗接受地下黨指令，以情感和壓力策動何玉書留下，與中共合作。中共方面周恩來也多次托話挽留，親共人士黃炎培等社會名流也力主留在大陸。據何玉書家人回憶，當時在上海的何玉書，面對前途依然舉棋不定。一是緣由兩次國共合作時，以何玉書對中共的了解，以及對老官長蔣介石，何應欽，楊森，陳果夫的一貫追隨，作為民國政府高級官員，他本應該隨國民政府遷台。二是，家累太重，何玉書通訊聯絡貴陽家屬時，前妻貪戀貴陽的安逸生活，以及對於何玉書另覓新歡不滿，故遲遲不作響應。何玉書四子何同寧回憶，1949後和何玉書交談時，何玉書也坦承，當時以為國軍依長江天塹，估計要割據一段時間，沒有想到形勢發展如此之快---何玉書原話是，解放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渡過長江，摧枯拉朽，國軍兵敗如山倒，再做選擇時，時間窗口已然關閉，只能順水淌了。 （原文和圖片刊發在：https://zhuanlan.zhihu.com/p/1946137541154698932）

陳梅魂在上海被捕的歷史事實

中國軍旅作家劉立雲在為陳梅魂所作的口述傳記文學《為你飄零》（天津古籍出版社）中，依陳梅魂自述，指稱陳梅魂五十年代在上海被捕，是因為何玉書案牽連所致，這點並不符合歷史事實。 陳梅魂，又名陳羽新，是聶士成的外孫女，也是民國時期風頭甚健的女作家，詩人和畫家。陳梅魂曾經與許廣平，曹孟君，譚惕吾，郭沫若，徐悲鴻等文化名人往來甚密，而且與徐悲鴻還有過曖昧關係。更為傳奇的是，鄧穎超母親楊振德曾經正式認養陳梅魂，收為乾女兒。也就是說，陳梅魂是鄧穎超的乾妹妹。為此，1949後，陳梅魂曾多次見過鄧穎超。 陳梅魂的四段婚姻也是頗具傳奇色彩。陳梅魂的第一次婚姻，是她剛滿十五歲時，嫁給了黃埔一期生，北伐時的軍長和總指揮林斧荆。婚慶司儀是大名鼎鼎的冷欣，總招待是桂永清，男女主婚人是何應欽和太太王文湘，總證婚人是校長蔣介石，可謂風光一時。而她和劉孟純的結合分離，也是給她人生帶來重大影響的一次婚姻。劉孟純是張治中部下，也是民國時期新疆政府的秘書長，後在張治中策劃下與屈武，陶峙岳等起義，任中央民革委員。 陳立雲書中描述了陳梅魂到北京見到鄧穎超相認後，鄧穎超介紹陳在北京華北革命大學學習。畢業後，陳被分配至東北，她強烈要求調往華東局上海。到上海後，陳梅魂被分配至安徽日報做記者。但是陳的性格和習慣，使她無法適應安徽生活和工作。於是，陳梅魂稱病回到上海，寄居在一個小學校長朋友家中。 據陳梅魂回憶，1953年她從安徽回到上海後，在復興公園偶遇何玉書。1926年北伐時，何玉書任職北伐革命軍東路軍政治部主任。何玉書在行軍途徑梅縣時，救了陳梅魂一命。陳梅魂此後也就跟著北伐軍一起行軍打仗，在政治部做宣傳工作。故此，陳梅魂見到何玉書時，依然稱呼何玉書為“何主任”。 書中，陳梅魂稱委託何玉書為她在上海找房租住，何也答應，並約定有消息時，在襄陽公園再見時告知。第二天陳梅魂再去，卻沒有見到何主任。不幾日，陳梅魂也被上海公安局帶走審問。陳梅魂回憶說，被捕時她渾然不知因何被捕。審訊中，她才知道，自己是因為何玉書牽連被捕。 根據何玉書的獄中自白書，陳梅魂見到何玉書後，談起自己被迫和劉孟純離婚，和受刺激離京的過往舊事。她現在因無業，生活沒有依賴，托何玉書為她找房介紹男友。何玉書受託，為她介紹了自己的舊同事郭季良，又由郭季良為她介紹了朋友李真乙。陳梅魂和李真乙認識後，兩人性情投合產生了感情。在同居了一段時間後，陳梅魂要求結婚，而李不願意正式結婚，為此兩人鬧到派出所，攻擊對方的反動話語，引起派出所重視。當時正是抗美援朝後期，台灣蔣介石政府積極準備反攻大陸，政治氣氛緊張。經過盤查，陳梅魂交代了她和李真乙相識經過，牽出第一介紹人何玉書。而何玉書的歷史背景和日常交往的黃埔舊部以及國民政府人員，引起公安部門的高度警覺，直接導致何玉書被捕。 陳梅魂為了迴避自己的情感糾紛，刻意避重就輕，因果倒置，扭曲了何玉書和自己的被捕事實。而作者僅憑口述，未加考證，偏聽偏信，追求獵奇，照錄全刊，以訛傳訛，謬以千里。劉撰寫的此書，以鄧穎超乾妹妹為噱頭，號稱是中國的《飄》，著眼傳奇，煽情聳動，獵奇窺私，文風等而下之。 此自白書為何玉書在獄中親筆所著，文中細節豐富，有時間地點，有名有姓，有出處有來往。考慮到當時情形，自白書為交代材料，非為公開發表所寫，斷不敢信口開河，拿自己性命開玩笑，故更為可信。 所以，基於史實，並非陳梅魂因何玉書案而被捕，實則是因陳梅魂與李真乙婚姻矛盾鬧到派出所，牽出介紹人何玉書，郭季良，以致何，郭被捕。其時，何玉書應黃炎培之邀，正準備赴北京參加中央民革工作，檔案也已經調往北京。因此案，何玉書調動工作一事就此擱淺，命運也發生了重大轉折，最終至身陷囹圄，貧苦疾病交加而死。 附圖為何玉書自白書有關內容截圖，以及劉立雲所著《為你飄零》相關片段截圖，讀者參閱自明。

（原文和圖片刊發在：https://zhuanlan.zhihu.com/p/19439727888440826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