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報》報道:京兆尹王芝祥慰問何玉書李大釗蔣夢麟等代表
1921年7月25日《晨報》報道,大總統徐世昌派京兆尹(即當時的北京市長)王芝祥慰問北京市教育界,到會者有北京國立專門以上八校教職員代表李大釗等二十六人;學生聯合會代表何玉書等二十八人;蔣夢麟等七校長;調停人范源濂、汪大燮、張一麟,各方都有代表發言。隨後代表們去醫院慰問馬敘倫等。
1921年7月25日《晨報》報道,大總統徐世昌派京兆尹(即當時的北京市長)王芝祥慰問北京市教育界,到會者有北京國立專門以上八校教職員代表李大釗等二十六人;學生聯合會代表何玉書等二十八人;蔣夢麟等七校長;調停人范源濂、汪大燮、張一麟,各方都有代表發言。隨後代表們去醫院慰問馬敘倫等。
黃炎培與何玉書交往凡數十年,直至何玉書晚年。 黃炎培出生於1878年,年長何玉書14歲。黃出生於江南現今上海浦東川沙,何玉書出生於西南貴州貴陽;一個是晚清舉人,一個是民國晚輩,新晉官僚。何玉書與黃炎培相交相識幾十年,可謂機緣巧合。 這種機緣,一是,何玉書在達德求學時的老師,著名教育家黃幹夫與黃齊生兄弟,是黃炎培的好朋友;二是,何玉書在江蘇任職農工廳長時,黃炎培積極推行職業教育和農村改進實驗,與何玉書有緊密的合作;三是,何玉書傾心教育事業,不僅積極參與推廣職業教育,還就任過中央政校蒙藏學校主任和私立達德學校校董以及南通大學校董,與黃炎培可謂理念相同;四是,黃炎培的貴人和老師蔡元培早年也與何玉書相識,還接受過何玉書饋贈的1000元。他們彼此都有很多共同的朋友師長和長官部下,關係密切。 黃炎培是晚清舉人,後進新學南洋公學師從蔡元培,並加入同盟會。黃炎培早年最大的功績是,聯合社會知名人士蔡元培、梁啓超、張謇、宋漢章等48人於在上海創立中華職業教育社,開辦中華職業學校,以「敬業樂群」為校訓,提出「勞工神聖」、「雙手萬能」的實用教育主張。1926年黃炎培提出「大職業教育主義」的主張,認識到「專守教育崗位,不足以救國」,創辦《生活周刊》,後來的主編就是鄒韜奮。這些創舉,使其成為中國當仁不讓的職業教育鼻祖先師。 1926年,中華職業教育社聯合東南大學農科教育科、中華改進教育社、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在江蘇省昆山縣徐公橋建立農村改進試驗區。1929年春,時任江蘇省農礦廳廳長何玉書、第二科科長祁翊三前往實地考察,“均覺有努力推行之必要”“爰有先就省會附近擇區試驗之動機”。黃炎培日記中記載“1929.1.7日 星期一 属史稿。 午前至职社,偕问渔、卫玉同访何梦麟(玉书)于五洲旅店。 访新之、静仁不值。 公宴何梦麟于功德林。 至社。 恕再来。 偕寿毅成访孟罗(孟禄)。晤周季梅、颜骏人。斐岛华侨代表公宴于国民饭店“。 1929年8月,黃炎培赴黃墟鎮考察,為建立改進試驗區選址。經考察,決定以黃墟為中心,就近劃出38個村從事改進,計1480戶,共6432人,面積約13.5平方公裏。對於這次黃墟之行,黃炎培在日記中寫道:“(8月20日)清晨到女職校。早餐於新美麗。坐火車至下蜀站,坐人力車至橋頭,於下蜀晤周栩蝶(宜琳),同至橋頭晤華子蘇及蘇君等,觀荒山宜桑之岡地。參觀三育大學,校長李博克陪觀。晚回鎮江,宿女職校。(21日)晨七時,至車站茶園,與葛運成等商蠶種場組織。八時十五分,偕禦秋(冷遹)坐火車至新豐站,坐轎行十裏至黃墟村。歡迎會殷氏宗祠演說。遊全村。晚,回鎮江,禦秋招餐於公園,何玉書在席,暢談。夜車回滬。” 1929年11月,由中華職業教育社江恒源、楊衛玉,地方人士冷遹、殷梓甫、殷德昌、殷慶堂,江蘇省農礦廳祁崙捷、許榮,鎮江縣立師範學校趙思伯等9人組成“鎮江黃墟鎮農村改進試驗區委員會”,推舉冷遹為主席。1929年11月24日下午2時,在殷氏宗祠舉行黃墟農村改進試驗區開幕典禮,各機構代表及村民共5000余人參加,廳長何玉書主持,國民政府各部、江蘇省政府、中華職教社均有代表出席。 1930年11月《黃墟》第一期出刊,黃炎培題寫刊名,何玉書、江恒源、黃炎培、冷遹分別作序。黃墟農村改進試驗區以“土無曠荒,民無遊蕩,人無不學,事無不舉”“康樂、和親、安平”為目標,在村政、農礦、教育、建設等方面均有建樹。 在黃墟試驗區開始規劃,實施和推進的整個過程中,以何玉書為廳長的江蘇省農工廳一直鼎力支持,出錢出人。從現有的資料可以看到,何玉書不僅親自考察予以肯定,積極安排人員和資金支持,也和黃炎培多次歡宴晤談,這在黃炎培的日記中都有記載。 抗戰時期,何玉書回到貴州。黃炎培1938年在黃齊生陪同下從重慶前往貴陽,拜訪省主席吳鼎昌,同時參訪了達德學校,並在達德開設中華職業教育社貴陽分社。 值得一提的是,黃炎培妻子王糾思1940年病逝後,1942年,黃炎培續弦的妻子姚維鈞,也是貴陽大學畢業生。黃炎培雖是上海人,但是與貴州卻是有著各種不解之緣。 儘管何玉書在江蘇工作主要是1927-1937年,抗戰時期都是在貴州,1946年後在江蘇也是從事糧政管理工作,但是與黃炎培的交往似乎一直存續。據何玉書家人回憶,何玉書1948年在上海購置的襄陽南路四四四弄31號住宅,也是黃炎培牽線作中間人成交的。當年家中也保存有不少何玉書與黃炎培的往來信件,可惜在文革中都已經蕩然無存。 據何玉書家人回憶,1949後,黃炎培動員何玉書前往北京,參與他主持的民主黨派工作。在獲得中央同意後,何玉書檔案也被調到北京審查。也就是此時,何玉書因陳梅魂案發錯判入獄,赴京工作一事就此擱淺。何玉書家人曾有幻想,如果當年何玉書赴京工作,進入民主黨派中央高層,活出統戰價值,或許上海的慘況不至發生。但,這都只是推測和幻想。 事實是,何玉書被判入獄十年,後寫信求告,獲得上層批准。在坐監三年後,於1956年保外就醫,監外執行。當年經軍管會判決的涉及反革命案件,要獲得改判減刑實屬不易。據何玉書家人說是上海接周辦指令改判,現已難以考證。周公當年位高權重,早年黃埔的同事之誼,已事過境遷。一種猜測是,何玉書以戴罪之身應該不敢直接打擾周公。那麼,更穩妥的方式,就是寫信給老友黃炎培求救。因為黃炎培與何玉書老師黃齊生關係非同一般,黃炎培與何玉書本人也有多年密切交往,熟悉了解他的經歷,而且正在為他調動北京做工作。黃炎培當時是民主黨派中央高級領導人,與毛周都非常熟悉,在當時還可以直接進言,是有影響力的人物。所以,一種比較可能的情形是,何玉書寫信給黃炎培求救,並懇請黃炎培轉致周公過問紓難。黃炎培雖然1954後被毛冷遇,但是,周那時應該還對黃炎培保有一定程度的尊重,即便是出於統戰考慮。那麼,在黃炎培把何玉書求救信轉給周,並為何玉書背書求情的情況下,周極有可能顧及黃炎培當時的地位和社會影響,做個順水人情---對一個過氣的,沒有社會影響力的獄中老人,網開一面。但是,1954後,黃炎培自身難保,從此緘口不言。周看風使舵,也不會再做不合時宜之事。這也可以解釋一個疑問,如果是周辦干涉減刑,為什麼何玉書出獄後沒有再給周辦寫信?因為周辦一個電話就可以為何玉書安排閒職給予生活照顧。其實,一是何玉書早已過氣沒有統戰價值,二是,黃炎培被邊緣化,三是,何玉書減刑保外就醫也只是周給黃炎培的一次性面子,僅此而已。 黃炎培以窯洞對,週期律而名噪一時,一度是當朝天子的座上賓,但是卻沒有把對自己的命脈,也沒有學到他的老朋友,上海灘聞人杜月笙的人情練達,洞若觀火。黃炎培在建國初期活躍後,1954年因反對糧食統購統銷而向中央和毛提意見被冷遇,就此識相閉口,死於1965年。身後,他妻子於文革中被逼自殺,三子黃萬里被批鬥,五子黃必信夫妻均死於非命,一女當年14歲失蹤,杳無音訊,可謂家破人亡。(原文和圖片刊發在: 黃炎培以窯洞對,週期律而名噪一時,一度是當朝天子的座上賓,但是卻沒有把對自己的命脈,也沒有學到他的老朋友,上海灘聞人杜月笙的人情練達,洞若觀火。黃炎培在建國初期活躍後,1954年因反對糧食統購統銷而向中央和毛提意見被冷遇,就此識相閉口,死於1965年。身後,他妻子於文革中被逼自殺,三子黃萬里被批鬥,五子黃必信夫妻均死於非命,一女當年14歲失蹤,杳無音訊,可謂家破人亡。(原文和圖片刊發在: 黃炎培以窯洞對,週期律而名噪一時,一度是當朝天子的座上賓,但是卻沒有把對自己的命脈,也沒有學到他的老朋友,上海灘聞人杜月笙的人情練達,洞若觀火。黃炎培在建國初期活躍後,1954年因反對糧食統購統銷而向中央和毛提意見被冷遇,就此識相閉口,死於1965年。身後,他妻子於文革中被逼自殺,三子黃萬里被批鬥,五子黃必信夫妻均死於非命,一女當年14歲失蹤,杳無音訊,可謂家破人亡。(原文和圖片刊發在:https://zhuanlan.zhihu.com/p/1956307905436426960)
何玉書出任鎮寧縣長,為周恭壽所保舉。 “周恭寿为人刚毅,持正不阿。辛亥革命后,贵州咨议局改称“立法院”,人事不变。适议长谭西庚返籍,周恭寿代其任时滇军司令唐继尧以奉令北伐为名,率部入黔,颠覆了“贵州大汉军政府”,自为都督,刻印信为“大中华国贵州都督府印”,照会“立法院。在此,周恭寿以南京政府定政体称“中华民国”,今去一“民”字,有背统一法令,不能接受,乃集议退还“照会”,迫使唐继尧不得不销印改办。1923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北洋军阀首领曹银打败奉系后,以上千银元一票的高价收买国会议员选他为“大总统”,并在报上将各省议员参与购选与否一一列名刊载以示警。当时,全国有590名国会议员受购选曹当“大总统”,但作为国会参议院议员的周恭寿,对此却不馅不贪不畏强暴,与安顺籍的国会议员黄元操一起,坚决不选曹当“大总统”。周恭寿对于同道对自己的有益帮助,铭记不忘。1937年,都匀龚雪框病故,周恭寿曾表其墓云:“余与君幼同笔砚,长共患难,40年如一日,余性急,君常济之以缓;余性周恭寿德高望重,深受人尊敬。在本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中期,黔人曾把他和王伯群、任可澄、周素园、平刚、张彭年、陈幼苏、窦觉昌等人称为“贵州八俊”,此赞誉实为不渗。他曾以其当时的政治声望和社会影响,推荐都匀龚雪樵任四川省长公署主任秘书;先后保举贵阳何玉书、尹斌和都匀解幼莹,分别任镇宁、贞丰、开阳县县长,保举麻江艾玉章任省田粮处县级科长。周西成主黔时,福泉县(昔称平越县)拓泽忠(字寿珊,原籍安徽寿县)任遵义县长,贪污受贿,周西成大怒,立即派员将拓挤棚带锁,押游全省各县,以儆效尤。押游几县后,周恭寿认为:惩之过严,无异置之于死地,乃向周西成面陈,获准改为免职追账缴公,停止押游各县。1941年,他解佩归里,定居麻江县城,多有求业者请他荐籍,他只要力所能及,皆予帮助解决”。
何玉書1943年2月26日填寫了《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人事調查表》。在“交遊”一項中,何玉書填寫的是“敬佩之長官何敬之先生,陳果夫先生,王伯群先生及吳達銓先生”。 文中的何敬之,就是何應欽;王伯群,即是王文選;吳達銓,就是吳鼎昌。 先說說何應欽。現在大多數人對何應欽的了解,無非歷史課本中的“何梅協定”,和日本投降時,代表中國戰區最高統帥特級上將蔣中正接受受降書的何應欽。 何應欽是貴州興義人,祖籍江西。何應欽出生於1890年,有兄弟五人,人稱何家五虎。五虎分別是老大何應楨(字耀之,曾任縣教育局長)、老二何應祿(字升之,其次子何紹周曾指揮松山戰役獲大勝),老三何應欽(字敬之)、老四何應瑞,老五何應炳。五兄弟中,何應欽和四弟何輯五(何應瑞)比較有名。此外,何應欽還有六個姐妹女輩。 何應欽與何玉書的交集,開始於何應欽在廣東時期。1924年,何玉書應何應欽相邀,從北京前往廣東。據史料,何玉書初到廣東,先在建國粵軍參謀部任參謀,後任孫中山秘書。在黃埔軍校開始籌建後,何玉書很快就參與了黃埔軍校的建校工作,任黃埔軍校教導團一團的會計長。教導一團的團長正是何應欽。也可以說,從一開始,何應欽就是把老鄉何玉書當作親信培養。何應欽讓何玉書在自己的教導一團主管錢財,一是發揮他經濟課畢業的專業所長,而是軍隊錢糧不容他人置喙,必須掌握在自己人手中。當時,何應欽關照的不只是同鄉何玉書,帶在身邊的還有自己的侄子何朝宗,任副官處處長,太太王文湘的的侄子王淑芳,擔任何應欽的秘書長。何應欽的弟弟何輯五從貴州講武堂畢業後,在大元帥府警衛隊擔任連長,後重回何應欽的國民革命軍第一軍司令部任職。何輯五在北伐期間擔任過潮梅警備司令、第一軍補充師師長、第十軍副軍長等。何應欽的侄子何紹周也是黃埔一期生,參加了兩次東征戰役和北伐,後授中將軍銜。不過,何應欽雖然對家鄉子弟多有關照,但是也強調唯才是用,要求子弟必須就讀軍校畢業或者接受過基礎教育,以免貽誤子弟,且授人以柄。 1925年2月,大元帥府發動國民革命軍東征,蔣任司令兼任兩團總教官;何應欽指揮教導第一團,並在第一次東征的主要戰役(攻擊淡水城主力軍,棉湖戰鬥)擊敗陳炯明,占領潮州、汕頭。4月,教導團擴編為黨軍第一旅,何應欽任旅長,何玉書任第一旅輜重隊會計長。6月,駐粵滇軍楊希閔、桂軍劉震寰發動叛變,何應欽指揮黨軍第一旅轉移部隊脫離東江一帶戰線,部隊回師廣州,並配合建國粵軍,與守城的國民政府警備軍,肅清建國滇軍,與建國桂軍的叛變。平定劉、楊叛亂後,國民政府改組旗下的建國軍與黃埔校軍部隊,統一稱為「國民革命軍」。黃埔校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第一軍。第一次東征結束後,原先的兩個團擴編為3個團,敉平楊、劉後,納編建國粵軍第4師,改組為3個師,第一師師長何應欽,何玉書任第一師經理處長,仍然是主管軍隊錢財糧草。1925年9月啟動的第二次東征戰役中,何應欽擔任東征軍第一縱隊指揮官,何玉書仍然跟隨何應欽征戰。東征結束後,蔣中正委任何應欽為黃埔陸軍軍官學校潮州分校總教育長,蔣兼任校長。何玉書此時,從會計長和經理處長開始轉型為政治幹部,在周恩來和鄧演達兼任政治部主任後之後,出任潮州分校的政治部主任。 後來成為副國級的中國全國政協副主席王昆侖,就是在此時,從北京跑到廣東,找到何玉書,在政治部謀得政治教官一職。 1926年7月,國民政府誓師北伐時,何應欽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軍長,率國民革命軍攻福建、浙江。何玉書此時就任北伐第一軍政治部主任,及北伐東路軍總指揮部政治部主任。由於戰事緊張,情形混亂,曾經誤傳何應欽兼任第一軍政治部主任,為此,蔣介石特意去電請何應欽不要誤會“何玉書仍為第一軍政治部主任,並未令兄為政治部主任”。(此電錄底原存總統府機要室)。 這些史實也證明,何玉書從一次東征,二次東征,到北伐,一直跟隨何應欽左右,是名副其實的老革命和何應欽的左膀右臂。由於歷史塵埃遮雲蔽日,不少人只知道周恩來,鄧演達當過潮州分校和第一軍政治部主任,卻不知道何玉書也曾經是潮州分校和北伐第一軍的政治部主任,只是先後而已。在革命軍初始艱難階段,何玉書與何應欽一起浴血奮戰的共同經歷,是他們基於同鄉,和留日背景之外,最重要的信任基礎。 北伐軍打下福州後,何玉書就任福建臨時政府財政委員會主任,也是事實上的福建臨時政府實權人物。在《集美學校編年小史》中,還有何應欽與何玉書聯名以總指揮和政治部主任名義,給集美學校的電文。 何應欽打下福建後一路北上,相繼打下浙江,上海,南京,擊敗張宗昌,孫傳芳,奠定了北伐軍在江南的勝利局面。 此時的何玉書在安頓好福建事務後,也隨即赴上海,參與了民國定都南京,開啟了轉型專業官僚,參與復興建設的重要篇章。 由於何玉書的革命經歷和經受了血與火的考驗,加之專業背景,在民國定都後,被任命為江蘇省第一屆至第五屆的省政務委員會委員,也就是相當於現在的省委常委,兼任農工廳長。農工廳後改組為農礦廳和實業廳,何玉書均續任廳長。 在何玉書落地江蘇參政後,何應欽卻是繼續揮軍馳騁,任北伐軍總司令部總參謀長,後任國民政府軍政部長並直接指揮大圍剿。表面看似兩人工作似乎無交集,但是兩家往來密切,私交頗好。其時,貴州大佬王伯群也在國民政府做交通部長。在那個風雲際會的年代裡,這些貴州人互相提攜,互相幫助,在民國政界軍界佔有了一席之地,得以發揮才幹,為國家和民族貢獻才智。 何玉書在江蘇工作遇到阻礙,甚至人事上與顧祝同有衝突時,也是王伯群,何應欽還有陳果夫先生施以援手,度過難關。 另外一個故事,也可以看出何應欽與何玉書的關係,不只是工作聯繫,他們也是同鄉和朋友的私交。據何玉書家人介紹,何應欽喜歡養德國狼犬。當年去貴陽開會時,何應欽就把狼犬寄養在何玉書家中。何玉書家也養有退役軍犬德國黑背,名叫“科羅”。1980年代,部分何玉書故居還有保留時,筆者親眼見到過前院的大樹上刻有“科羅”兩字。 何應欽的弟弟何輯五,曾任貴州建設廳長和貴陽市長。兩個何家無論是工作關係還是私交友誼都十分密切。這種關係,基於信任和鄉情,經歷過血與火的考驗,對與何玉書仕途發展有著極為重要的幫助。 在何玉書從軍界轉而從事經濟建設管理工作之際,另一位顯赫的人物成了他的直接上司和貴人。這個人,就是大名鼎鼎的陳果夫。 1924年,陳果夫積極參與黃埔軍校的建校事宜。接蔣介石密令,陳在上海為黃埔軍校籌辦軍服裝備,秘密招兵買馬。1926,陳果夫赴廣東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代部長,掌管組織人事工作。同時期,何玉書在黃埔軍校追隨何應欽參加兩次東征戰役和北伐戰役。可見,他們最早的交集是在廣東。掌管國民黨中央組織人事大權,並積極準備清黨的陳果夫,對孫文主義學會會員,黃埔軍校潮州分校政治部主任,何應欽的親信何玉書,應該有過詳細了解和考察。這也是後來陳果夫積極向蔣介石推薦何玉書擔當蒙藏學校主任,導淮委員會委員和總務處長的因素之一。 1928年1月,國民政府成立導淮委員會。導淮委員會以黨政要人蔣中正、陳果夫擔任主任及副主任委員,以示國民政府重視淮河治理的決心。委員會聘請留德水利專家李協總其事,亦延請外籍顧問方修斯等人協助,動員可觀技術人力及民工。值得一提的是,治淮的很多材料設備,都是利用庚子賠款從國外購置。這筆賠款甚至到1980年代中後期還為中國公派留學生支付相關費用。 1932年,陳果夫為國民政府導淮委員會副委員長。其時,何玉書屬下的實業廳被裁撤併入建設廳。何玉書也於1932年加入導淮委員會任委員,後任總務處長。隨後的1933年,陳果夫兼任江蘇省政府主席,負責整治江蘇及淮河水利。同時期,陳果夫還負責1929年成立的中央政治學校領導工作,並與丁惟汾,戴季陶力促開設蒙藏班,蒙藏學校,推行邊疆政治教育。1933年2月初,中央政校校務會議上,戴季陶“以蒙藏教育關系重大”,主張蒙藏班改為蒙藏學校;陳果夫因此密電蔣介石,“下令將該班改組為校,仍屬本校,並另電季陶先生請其主持改組”,獲蔣同意。當此之際,確定蒙藏學校主任是關鍵。儘管何玉書已經在導淮委員會任總務處長,但是陳果夫思前想後,覺得這個職位,唯有何玉書能夠擔當。國民黨大佬戴季陶也給蔣介石寫信“何玉書同志,主辦蒙藏學校,其人之才能,果夫立夫兄均知之,大抵可以放心委任無憂”(戴季陶文存卷二)。這也就有了何玉書請辭導淮委員會總務處長,轉任中央政校蒙藏學校主任一事。就個人秉性而言,何玉書儘管擅長經濟管理,但是對於教育也是情有獨鍾。尤其自己出身西南邊陲,對邊疆教育落後狀況心知肚明也希望能有所作為。所以,儘管在導淮委員會任上盡職盡責,但是一旦陳果夫有徵召,他立即向導淮委員會請辭,並電蔣介石進入新角色。 導淮委員會,和中央政校蒙藏班,都是陳果夫親自組建和傾注心血的機構。何玉書在兩個機構中都擔任了關鍵角色,可以證實陳果夫以及戴季陶,丁惟汾等大佬級人物對何玉書的肯定和信任。 這裏需要指出的是,大多數人只知道陳果夫是CC派頭子,中統創建人,也是國民黨組織系統的關鍵人物。但是不了解陳果夫醉心經濟建設和文化思想教育的經歷。陳果夫和陳立夫兄弟晚年都傾心於中華傳統文化,陳果夫更是因自己常年病患,極力推崇中醫文化,也留下不少著作。 抗戰爆發後,國民政府內遷重慶。陳果夫1939年組建了著名的“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第三處”,提出了由國民黨培植掌握新幹部的計劃,專門辦理人事調查、登記、考核的業務。也相當於後來大家熟知的中央組織部功能。從這裏也能看出,陳果夫在國民黨內的地位和影響力。 抗戰後撤退到重慶的何玉書,在南溫泉短暫盤留後,回到家鄉。經周恭壽保舉,1938年3月至6月,何玉書任鎮寧縣長,隨即重回貴州政壇,擔任貴州省政務委員會委員。在這段時期,貴州省主席是政學系老人吳鼎昌,吳達銓先生。至此,何玉書從黃埔系,CC系,轉型到了政學系門下。 吳鼎昌,字達詮,別號前谿,四川華陽人,生於清光緒10年(1884年)。吳是進士出身,曾任北洋政府財政部次長。也是民國初期金融界人物,企業家、官僚。1926年,吳鼎昌與友人胡政之、張季鸞合辦天津大公報,吳鼎昌任董事長兼社長,對於新聞事業影響深遠。後任南京政府實業部部長,貴州省政府主席。 何玉書本是經濟課出身,長年從事經濟管理工作,擔任過江蘇省實業廳長。而吳鼎昌在1935年就任國民政府實業部長,聯合國內各銀行,籌設農本局,成立合作金庫。1936年,吳鼎昌先後擔任國民政府財政委員會委員、全國經濟委員會委員、國民經濟建設運動總會委員等要職,是民國經濟金融界舉足輕重的人物。 1936年,何玉書卸任蒙藏學校主任後,陳果夫親自寫信給蔣介石,推薦何玉書在吳鼎昌任委員的”國民經濟建設運動總會“任職,這或許是何玉書與吳鼎昌在工作中的首次交集。 1937年11月至1944年12月,吳鼎昌任貴州省政府主席、滇黔綏靖公署副主任、貴州全省保安司令,佩上將軍銜。儘管是上將軍銜,但吳鼎昌畢竟是進士出身,又是北洋老政學系的經濟金融專才,執政風格不同於貴州武人出身的楊森,周西成。吳鼎昌主持黔政,正值抗日戰爭期間,而貴州則是戰略後方之一。吳鼎昌因此確立了開發貴州、支援大西南的執政方針。他首先將官僚資本引入貴州,組織貴州企業公司及農工商調整委員會,繼而在貴州建立起各種地方官僚資本企業,包括化工、煤礦、商業等各種行業約20家,投資金額數億元。從而使素有「人無三分銀」的貴州成為商賈雲集、經濟流通的後方基地,有力促進了貴州生產力的發展。吳鼎昌還注重發展教育,創辦貴州大學、貴陽醫學院及貴陽師範,對貴州經濟文化發展貢獻巨大,可謂主政一方,造福一方,口碑頗佳。何玉書此間一直在吳鼎昌領導下工作,從事田賦糧食管理工作,經常向吳鼎昌匯報請示,也得到吳鼎昌的指點和支持。他們有個共同點,都是學而優則仕,底子是文人,又是經濟方面的專才,且經歷多方面歷練。何玉書在江蘇也參與過農民銀行創辦,還當過監理委員會主席,對金融不算是外行。何玉書與吳鼎昌,在個性氣質方面,較其他人可能更為相近,也有惺惺相惜之情吧。在調查表中,何玉書特引吳鼎昌為交遊敬佩之長官,可見何玉書對吳鼎昌的尊重和敬佩。 最後,說一下貴州大哥大王伯群。 儘管現代人說起貴州近代名人,似乎何應欽名氣最大,很多人甚至不知道王伯群是誰。其實,當年的貴州興義王家,和劉家才是真正的豪門大戶。這裏的王家就是王伯群家族,何應欽家在興義最多算是地方鄉紳,耕讀之家,還算不上是大戶。 興義王家的入黔始祖名王璽,江西人,元末明初隨定南侯景雙鼎,因討伐盤踞雲南的元梁王而入黔。王家後來的興起,於興義劉家的通婚密不可分。王伯群父名王起元,母親是劉顯屏。劉顯屏為劉官禮長女,“興義系”軍閥始祖劉顯世的胞姐。劉官禮以辦團練鎮壓回民起義起家,晚年全力勸學,是興義史上第四座筆山書院的創辦人。筆山書院重金禮聘大儒雷廷珍(字玉峰)、姚華(字芒父)任山長。劉顯世、王伯群、王文華、何應欽等風雲人物,均受業於筆山書院。 王伯群18歲在筆山書院師從姚華,1905年得其舅父劉顯世資助,作為興義首批公派學生東渡日本就讀大冢弘文學校,後入日本中央大學攻讀政治經濟,再入中央研究院深造。期間,又加入同盟會,參加革命活動。王伯群曾任民國政府交通部長,對民國交通事業發展,尤其是航空,郵政的發展貢獻頗大。但是,真正使他身後留名的,卻是他1924年夏,同马君武在上海创建的大夏大学,也就是現今上海華東師範大學的前身。 王伯群長何應欽兩歲,何應欽又長何玉書兩歲。王伯群,何應欽都是興義人,王伯群的妹妹王文湘後來又嫁給了何應欽,彼此關係自然不一般。而王伯群,何應欽,何玉書都是先後留日的貴州學生,又都積極參與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革命。而王伯群的年資,經歷,學識,和家世背景,以及沉穩弘毅的性格,都在何應欽與何玉書之上,使得他成為了何應欽與何玉書當然的大哥。 儘管目前王伯群日記還沒有出版完全,何應欽留下的文字也極為稀少,何玉書的日記更是早就在被捕後全數焚毀,沒有留下片言隻語。但是,從他們的經歷交集,親友回顧以及部分史料中,仍然可以一窺他們在民國官場中,互相扶持關照的鄉誼之情。 1933年春,王伯群與何應欽、何夢麟、鈕永建等座談黨政問題。 在座各位紛紛發表宏論後,最後問王伯群對當前黨政問題有何高見? 王伯群沒有直接回答,而是先問何夢麟:江浙素稱財富之地,今為何亦一躕不起?何答原因有三:“其一,政治制度不良,官吏無責任,中飽私囊者多;其二,中央束縛太甚,所有生產之費皆無所出;政治不良,民窮財運亨通盡,監匪充斥,人民不能安樂,經濟枯竭,此為其三。” 接著,他再詢何應欽中央對外交有何辦法。。。這裏提到的何夢麟就是何玉書。當時,何玉書任民國政府導淮委員會委員和總務處長。 何玉書家人在1937年淞滬戰役爆發後的8月14日,乘船離開南京前往武漢。當時形勢緊張,機關軍隊百姓都在撤往內地,一票難求。據回憶,儘管當時王伯群已經辭去交通部長職務,但還是安排仍在交通部任職的同鄉,送來船票,使得何玉書一家人可以安然抵達武漢。 大夏大學遷往內地貴陽後,王伯群延請在貴陽的何玉書為大夏學生講課。何玉書以貴陽省府委員和糧政局長的職務便利,也為大夏大學徵地建校,籌措經費糧草提供便利和支持。 王伯群因後期脫離政壇,轉而投身全部精力辦學,在民國官場上基本消隱,但是他的影響力仍在。而且,因為興資辦學,社會聲譽日隆,以致大夏大學成為他身後的一筆最重要遺產。 何玉書列王伯群為敬佩之長官,可謂由衷而言,感佩至深。 (原文和圖片刊發在:https://zhuanlan.zhihu.com/p/1948313537387692691)
何玉書1892年6月4日出生於貴州貴州的一個殷實人家,祖籍是福建光澤。現今,福建光澤還把何玉書當作清末民初的家鄉名人予以記載史冊。 據傳,何家祖輩原籍福建光澤,曾經做過清朝的道台,後由於得罪朝廷官員被貶黜貴州。但是,這種說法因無檔案文獻支持,已經不可考。 目前知道的是,何玉書的父親名何光輝,母親姓名不知。何玉書有一原配,名蔡夢蘭,無子。何玉書在1943年填寫的調查表中註明,其時,蔡夢蘭已經去世。 何玉書為何光輝之長子。何玉書有弟妹多人。其中,弟弟有何玉琳(曾就職貴州省貴陽市第九中學);何玉琨(貴州省安順市轎子山煤礦子弟小學);何玉龍(曾就職貴州省貴陽市,貴州省地質局,108地質隊)。何玉書有一妹妹何瓊書,早年嫁給貴州軍閥丈夫,後因丈夫在戰爭中死亡,一直跟隨何玉書生活,在江蘇省政府就任科員。 何玉書1928年與陳夢芳結婚,育有五子一女。陳夢芳,原籍廣東梅縣,1909年陰曆4月26日生於上海。陳夢芳嫁給何玉書時,年僅19歲。1957年12月2日(陰曆12月21日),陳夢芳死於貴陽。 何玉書有五子:何同康;何同仇;何同心;何同寧;何同安。何玉書另有一女何同德,排行第三,年幼時因病夭折。 據稱,1949後,何玉書的妹妹何瓊書也滯留大陸,後遷居昆明,再婚。行止不明。 1946年前後,何玉書與王卿麗結婚。1954年與何玉書離婚後,王卿麗攜子改嫁,移居北京。 何玉書與王卿麗生有一子,名何天佑,生於1946年。何天佑,在何玉書與王卿麗離婚後,改名王天任。曾就讀於北京科技大學,後在吉林省遼源市建安中學任教。育有一子“王志昊”。 (原文和圖片刊發在:https://zhuanlan.zhihu.com/p/1948317867406758164)
何玉書的生卒年,在一些史料中,有不同說法。 目前中國國內可以查找到的何玉書資料,大多引自廣州社會科學院黃埔軍校研究中心研究員陳予歡的專著。在其專著《黃埔軍校將帥錄》“何玉書”詞條中,陳予歡稱何玉書生於1892年,死於1969年。而《中國國民黨百年人物全書》中也是說何玉書死於1969年。此外,各種文章引用的資料大多出於這兩本權威論著,而未加辨析核實,以致謬種流傳。 據何玉書獄中自白書,何玉書生於1892年6月4日(前清光緒十八年),這一點應該是沒有異議。在何玉書的各種人事表中填寫也基本符合。(如何玉書1943年在“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人事調查表“中填寫的出生時間是”紀元前二十年六月“) 那麼,何玉書到底是哪年去世的?1949後,何玉書滯留大陸,1953年夏因陳梅魂案被捕審查。1953年秋,因包庇反革命不曾檢舉,於10月13日正式逮捕,判處有期徒刑十年。在監管改造三年後,何玉書於1956年12月28日保外就醫,監外執行殘餘刑期,至1963年夏完成服刑(刑期連續計算,從1953年夏被關押審查時算起)。 出獄後,何玉書因1954年已經與王卿麗離婚,原來購置的襄陽南路四四四弄31號房被王卿麗佔據。何玉書無處可去,只好借住在貴州同鄉楊先生家裡,位於瑞金二路48弄6號的閣樓。後來因楊家欠房租,何玉書被迫搬到隔壁70弄陰暗潮濕的小屋棲居,並因貧病交加在此去世。 何玉書去世時,身邊沒有親人。在上海僅有的小兒子何天佑已經21歲,應該也去外地讀大學了。地下黨員老婆王卿麗,當年曾是高官家屬,現在成了前反革命家屬,更是避之而唯恐不及了。 何玉書大兒子雖近在南京,但是那個年代也只能劃清界線。其他幾個兒子,都在貴州的貴陽和都勻工作。 據現仍然健在的瑞金二路48弄6號老鄰居施偉老人回憶,他是1966年插隊去新疆的。何玉書去世的時候,他陪同何玉書的五子何同寧,一起前往當時的火葬場,上海海會寺,領取了何玉書的骨灰。那麼,據他所述,何玉書書應該是死於文革之前。 施偉老人,當年是何玉書的忘年交。他回憶,何玉書用三塊錢給他買了一雙拖鞋,至今不忘。何玉書信佛,在房裡拜觀音,他也深受影響,迄今吃齋念佛。 何玉書長子何同康在給中共上海市委統戰部的信件中,說何玉書“1965年在上海病故”。何同康是何玉書長子,在南京工作,也是何玉書晚年生活的主要資助者,他應該很清楚何玉書死於何年。可以說,何同康的這份信件是何玉書卒年的一個可信的證據。 至此,可以確認:何玉書生於1892年,卒於1965年。何玉書卒於1969年的說法是錯誤的。 據瞭解,何玉書骨灰埋在當時的上海公墓(萬國公墓?)由於路途遙遠,貴州的親屬從未祭掃過。南京的長子也未有提及過相關情況。當年的經手人何同寧已經離世,何玉書骨灰墓地的下落就永遠是一個謎了。 (原文和圖片刊發在:https://zhuanlan.zhihu.com/p/1948315397293078306)
1949年新舊政權交替之際,何玉書的選擇是,留在大陸。 何玉書為何做出這般選擇,筆者已經在《何玉書在1949年的選擇》中交待清楚,這裡不加贅述。 本文要談的是,何玉書為了向新政權徹底輸誠,做了些什麼具體的事情。 何玉書1924年赴廣東參加孫中山和蔣介石領導的革命。在廣東,除了做文書工作和政治工作外,何玉書都是和財務糧草打交道,發揮他畢業於北京法政專門學校經濟課的專業特長。1927年參加江蘇省政府工作後,何玉書先後就任農工廳,農礦廳和實業廳廳長。何玉書主管蘇省經濟建設時,田賦糧食一直是他份內主管的內容。1937年南京淪陷後,何玉書赴重慶轉貴陽。除了短暫出任鎮寧縣長和禁煙特派員外,身為貴州省政府委員的何玉書,一直兼任貴州省糧食管理局長,糧政局長和田賦糧食管理處處長。 貴州省政府糧政局成立於1941年10月,其前身是1939年設立的省會糧食運濟委員會。該委員會後改組為省會糧食調劑委員會。1940年9月10日改組為貴州省糧食管理局後,次年又改組為糧政局。糧政局掌理糧食的徵購,管制,加工,倉儲,運輸等事務。何玉書即為當時的局長。 在民國四大日記的《竺可楨日記》中, 竺可楨也有記載:1935年3月4日,朱騮先電告何玉書,“囑貴州各大學糧食照發”。這裏的朱騮先,就是朱家驊。朱家驊曾任民國政府教育部長,交通部長和浙江省主席,並短暫代理過中華民國總統職務。 抗戰勝利後,何玉書赴重慶轉道南京,於1947年2月5日任糧食部江浙徵糧督導團委員不久,旋即就任江蘇省政府田賦糧食管理處處長。 民國江蘇省田賦糧食管理處設立於1946年7月,管理處設有四個科。第一科掌理田賦稽征、田賦冊籍整理、積谷派募及收納倉庫之設置管理等事項,第二科掌理糧食儲運及糧食加工廠的籌設、分配、管理等事項,第三科掌理軍糧、公糧配撥及糧食的調查管理調節等事項,第四科掌理文書、經費、出納、庶務及有關財務等事項。該處隸屬於江蘇省政府並受財政部、糧食部的指揮監督。其主要職能是掌理田賦稽征,糧食儲運,軍糧、公糧配撥等事務。(引自江蘇省檔案館信息) 可以看出,何玉書一生主要從事經濟工作。而糧食管理工作,基本貫穿了他的職業生涯,直到1949年政權更迭。 1948年,國軍屢戰屢敗,大勢已去,國民政府機關和軍隊開始陸續遷台。當時的江蘇省轄區,除了現今江蘇省大部分外,還包括安徽和浙江的部分地區。何玉書部門管轄下的,不僅有公糧還有軍糧。糧食的管制和運輸都受到政府部門,軍隊和特務機關的嚴密監視。據何玉書家人回憶,軍統局長毛人鳳曾下令何玉書調集糧食,並要他親自押運,隨運糧船到台灣。在何玉書身邊的中共地下黨員王卿麗,多方做何玉書工作,施加壓力,拖延遲滯了運糧船,把糧食留在了大陸。 1949年解放軍進入上海後,何玉書到上海軍管會報道,將他經手保管到公糧公款公文公物全部上繳。僅公糧一項,何玉書就向“上海敵偽公糧清理組”上繳了一千六百多石,約合二十五萬四千多斤糧食;上繳“蘇南行署蘇州行政區糧食局”共二千五百多石,約合四十萬斤。上繳糧食,共計六十五萬三千多斤。當時的上海軍管會秘書沈百樂接見了何玉書,並要何玉書在上海安心居住。沈百樂要求何玉書將所有掌管財物交給各主管,分別向上海市軍管會財經接管委員會及蘇南行署糧食局接洽辦理手續。何玉書在上繳完公糧和財物後,拿到了有關部門出具的收條。此後,何玉書參加了由陳惠,梁弼群,桂崇基領導的上海民革分會工作。何玉書以為交出了財物公糧,就可以安然無恙了。(據何玉書獄中自白書) 1949後上繳公糧,是何玉書向新政權遞交的投名狀。政府官員的的肯定和手中的收據,為何玉書1949後初期的安全,提供了暫時的護身符。據何玉書稱,在1950年全國大規模鎮壓反革命運動和1951年“三反五反”清查運動中,常熟區公安分局曾經找何玉書談話。在出示收據後,何玉書終於躲過了一劫。 當年慶幸的何玉書,肯定沒有想到,一場更大的風暴正在醞釀中。兩年後,何玉書因陳梅魂案牽連被捕,革命的狂潮吞噬了他。一個參加過北伐的老革命,終至萬劫不復。 (原文和圖片刊發在:https://zhuanlan.zhihu.com/p/1948314982824539492)
黃齊生,生於1879年12月18日,原名黃祿祥,又名黃魯連,字齊生,號青石,晚號石公。祖籍江西撫州,後移籍貴州安順,是中國近代教育家。黃齊生有個著名的外甥,就是中共早期領導人王若飛。 1901年,黃齊生的胞兄,貴陽士紳黃幹夫和淩秋鶚、張彭年等十余人,在大南門外的忠烈宮發起 “達德書社”,取 “達德、達才、達智” 之意,以 “經世致用” 為宗旨研讀西學。1904 年,書社正式改組為 “達德學堂”,成為貴州首批新式學堂之一。與傳統私塾不同,達德學堂開設算術、英文、格致(物理)、體操等課程,男女學生同堂授課,這在 “女子無才便是德” 的年代堪稱驚世之舉。首任堂長黃幹夫親自撰寫校歌:“黔山巍巍,黔水泱泱,我校矗立,蔚為國光”。 達德學堂格外重視體育與實踐。學生們穿著統一的灰色校服,在院落裏練習兵式體操,用自制的儀器做科學實驗。1907 年,學堂上演了貴州近代史上第一部話劇《黑奴籲天錄》,通過黑人奴隸的抗爭故事,隱晦表達反清思想,演出時座無虛席,連時任貴州巡撫的龐鴻書都微服觀看,讚嘆 “此乃黔中醒世鐘”。辛亥革命爆發後,達德學校成為貴州光復運動的重要據點。1911 年 11 月 4 日,該校教師張百麟(後任貴州軍政府樞密院院長)在此秘密策劃起義,學生們連夜趕制革命標語,用學堂的油印機印制《貴州獨立宣言》。 黃齊生幼年多病,八歲始發蒙,與兄長黃幹夫同師外祖父王紫霑與表兄彭雨生。因家庭經濟十分拮據,十五歲時黃齊生不得不輟學入安順“義興恒”商鋪當學徒。在飽受店主欺淩、剝削的艱苦歲月裏,黃齊生背著老板堅持自學,諸如四書五經、唐詩宋詞以及中國古典名著,這段經歷為他以後的事業打下了良好的文化基礎。此外,他還有機會讀到其兄黃幹夫從貴陽經世學堂帶回的近代西方政治、哲學書籍及康梁維新派人士編輯的期刊報紙,使他接觸了西方近代民主思想和中國維新人土的主張。1904年,黃齊生告別8年的幫工生涯,因兄長黃幹夫的關系,受聘於貴陽“群明社”任總經理。同年,黃齊生又到剛成立的民立小學堂任教。民立小學堂成立不到一年,即改為達德學堂,這也是貴州近現代第一所新式學校。 黃齊生還創辦《達德周刊》,傳播新思想和新知識。黃齊生尤喜利用新劇(話劇)來宣揚民主意識和民主思想,一時達德學校成為傳播新劇的舞台和中心。該校公演的《維新夢》《武訓興學》《丁文誠除奸》《亡國恨》《共和鑒》《奢香夫人》等,在貴陽產生了很大影響。1927年,貴州當局以“勾結共黨,搗亂貴州”的罪名解散達德學校,黃齊生也以“接近共黨嫌疑,主張自由戀愛”的罪名而被通緝。逃到上海的黃齊生發表《“新貴州”之真實現象》一文,揭露貴州反動當局摧殘教育、迫害進步人士的暴行。1929年8月4日,達德復校,黃齊生又致電祝賀。 黃幹夫和黃齊生是同胞兄弟,也可謂創立和發展達德學校的關鍵人物。1938年8月,創立中華職業教育社的黃炎培,在同為職教社同仁黃齊生陪同下,從重慶前往貴陽,拜會貴州省主席吳鼎昌。黃炎培此行在貴陽達德學校設立了職教社貴陽分社,並於達德學校寫下了《貴陽雨中訪達德學校舊好新知,生離死別感而賦此》:抵掌京華付逝波,燼餘重許聽弦歌,興邦大難天庸玉。留客深情雨故多。貞幹堂前悲墓草,徐公橋畔慘兵戈。定將達德追經世,一代人文入網羅。這裏的“貞幹堂”就是為紀念創校者黃幹夫,黃祿貞所設。 達德學堂從創立之初,就不囿於西南一角,而是以世界眼光,開放胸襟辦學。1917年,黃齊生首倡私費留學,並率官費、私費生30余人赴日。留日學生中,就有何玉書,王若飛,劉方岳、淩惕安。後又攜王若飛等留學法國。1937年冬,黃齊生偕同夫人到延安探望出獄後的學生王若飛。在延安,黃齊生受到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的接見。1939年後,黃齊生一直在貴陽、雲南、重慶等地開展革命活動。1945年,黃齊生第二次赴延安,再次見到毛澤東,被毛澤東譽為“共產黨最艱難的時候,黨外人士同情和愛護黨的第一人“。次年2月,重慶發生國民黨打傷愛國民主人士郭沫若、李公樸等事件,黃齊生被延安各界推舉為赴重慶慰問代表。1946年4月8日返回延安途中,飛機在山西黑茶山撞山失事。黃齊生與王若飛、黃齊生之孫,魯迅藝術學院教員黃曉莊、秦邦憲、鄧發、葉挺等人一起遇難,成為“四八烈士”之一。 何玉書1905年參加科舉考試,取得修生資格後,於1908年又入新學,就讀於私立達德學堂,畢業於1913年。後於1914-1916年年在達德學堂任小學教員,直至1917年接受達德學堂資助前往日本留學。抗戰期間,何玉書以其貴州省府委員,糧食局長身份,以及達德校友的關係,幫助了在學校中從事革命事業的人士,使其免遭特務逮捕。 (原文和圖片刊發在:https://zhuanlan.zhihu.com/p/1947664619796666280)
何玉書早年就任江蘇省府委員和農礦廳實業廳長,以及後來的糧食局長,田糧處長時,收入頗豐。儘管當年何玉書一個人工作,要養活一大家人,但多年的工作,還是多少積累了一些財富。1948年初到上海市,何玉書在上海市府領取參議薪金,並用自己的積蓄,買下了上海襄陽南路四四四弄31號的住宅。1949後,何玉書短暫參加了民革上海陳惠,梁弼群,桂崇基領導的活動,旋即因有人含沙射影指其“投機”而退出。在一九五四年八月二十三日被以反革命罪判處十年徒刑前,何玉書及其妻兒,基本依賴何玉書的積蓄以及王卿麗工資生活。何玉書案發於一九五三年夏季,至一九五四年八月正式判刑,何玉書實際已經被拘押超過一年。判刑後,何玉書寫信給老同事,老朋友,而今位居中共高官的舊識,如周恩來,黃炎培,王崑崙等,請他們為其過往證明沒有殘害共黨人士的行跡,並懇請念其年老體衰,予以照顧。從何玉書於一九五六年被釋放保外就醫,監外執行的結果看,這些請求的書信應該發揮了作用。據何玉書親友說,是周恩來辦公室給上海來信,要求對何玉書保外就醫監外執行。但是,目前已經不可考。 因何玉書在被拘押期間,王卿麗就和他於一九五年六月二日辦理離婚手續,故何玉書出獄後無處可居,也無生活來源。據何玉書自白書,出獄後,何玉書經同鄉介紹,借住上海瑞金二路四十八弄六號頂層閣樓。而後因借住的房主拖欠房租等原因,何玉書被掃地出門,在隔壁七十弄找尋到一個潮濕陰暗的小間暫時棲身,最後死於上海瑞金二路七十弄。 在瑞金二路四十八弄六號閣樓居住期間,何玉書聯繫上了多年不敢主動聯繫的兒子們。經過協商,由其在南京中科院工作的大兒子每月供給十五元贍養費。何玉書在街道參加勞動可以換取十元。出獄後,何玉書就靠這二十五元維持生活。後來何玉書因年紀大了身體也不好,街道不要他參加勞動,斷了收入,生活無法維持。何玉書只好又聯繫兩個在都勻的小兒子,兩個兒子每人補貼他幾塊錢,就這樣維持著最低水平的生活。據仍然健在的瑞金二路四十八弄六號鄰居施偉先生回憶,每個月底,何玉書經常站立單元門口,苦等郵差送來生活費,然後買上三五斤蒸面(又叫熟面),艱苦度日。 (原文和圖片刊發在:https://zhuanlan.zhihu.com/p/1946409588678173872)
1945年何玉書回到江蘇省府,就任田賦糧食管理處處長。抗戰後的江蘇,已經不是抗戰前黃金十年的江蘇省府了。軍人丁治磐就任省府主席後,無論行事風格,還是用人方式都不同於鈕永健這些書生。據《丁治磐先生口述歷史》:經國先生回到上海,就將無錫禁糧解除,中央和我們的糧食就寬裕了。同時我也將糧食管制好,不讓人有囤積居奇的機會。原來解糧處只收米,不收穀子,穀子加工 皆由地方勢力把持。一擔穀子可磨出六、七斗米,但規定只繳五斗米,盈餘很多,有弊病。雖然當時江蘇的紳權很高,我也不管了,告訴田賦糧農管理處處長何玉書 (貴州人),將稻穀徵收後,自己加工,另外派熟悉江蘇糧政的一位舊人任副處長,專管加工,米糧就多出兩、三成,糧政就建立起來了。丁治磐為了貫徹自己的執政意圖,特意加派自己矚意的人任副處長,這也使得何玉書感到處處掣肘,難以開展工作。1948年後,國共爭戰日趨激烈,形勢也日漸緊張,何玉書等高級官員都已經列入了國民政府遷台名單。丁治磐是江蘇省府主席,也是督促監督部屬遷台的第一責任人。在這種情況下,主官不信任,緊逼盯人遷台,工作也難開展,何玉書倍感壓力又無從反抗,只能選擇避其鋒芒,遠走上海。 赴上海前,何玉書聯繫上了時任上海市長的陳良,請他為自己在市府某一個職位,也好有點收入生活。陳良不忘舊情,請何玉書在市府參議室就任參議,雖然是閒差沒有實權,但是照開薪水,這也正合何玉書當時想低調做人,遠離政治和官場的想法。 陳良以前曾當過交通部長和職糧食部次長,算起來也是何玉書的長官。其實他們早在北伐時期就已經認識,後來又都做過經濟方面的管理工作,彼此非常熟悉。 陳良1896年9月12日—1994年10月9日),字初如,浙江臨海人。1917年左右,陳與同班同學郭致文等人赴日留學,陳進入日本東京農業大學就讀。1925年初,黃埔軍官學校蔣中正校長率領校軍粵軍東征,軍次潮汕時,陳良奉命返浙在駐滬陳果夫領導下秘密募兵。1940年軍需署長周駿彥在重慶逝世,職位由陳良接任至1945年抗戰勝利為止,負責全部國軍衣、食、住、行的後勤補給,以及軍費之調撥;另外還兼任數職,包括:總動員會議委員、後方勤務部經理處長、軍政部特別黨部執行委員、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一屆中央幹事會幹事兼財務委員會主任委員等等,偶爾也會主持軍中財經幹部之教育訓練。軍政部改為國防部後,陳良任經理署長,聯勤總司令部成立,陳任副總司令,並承俞樵峰部長邀兼糧食部次長。1949年大局逆轉,政府將遷廣州,糧食部縮編為田糧署,隸財政部,陳良奉命調任財政部政務次長,兼田糧署長。正將隨政府去廣州,蔣總裁蒞臨上海復興島,召命停止南行,轉任上海市政府秘書長,協助京滬杭警備總司令部所轄部隊之補給事宜。市政府吳國楨市長即告假離府,由其兼代市長。赴臺不久,又奉總裁面諭擔任參謀次長,前往廣州在顧總長領導下主持後勤業務。1950年3月1日,蔣總統復職視事,陳良奉命外調文職,前後任交通部長、行政院主計長、行政院顧問、中央銀行監事、中漁公司及齊魯公司董事長,1971年12月31日,自齊魯公司董事長任內退休。國民黨總裁蔣中正頒獎狀,文曰:陳良同志,在主持魯公司二十餘年期間,殫精竭慮,使公司業務,遂年擴展,著有功績,特頒獎狀乙軸,以示酬庸。 陳良體格魁偉,係南人北相,性豪爽,具膽識、善識人、喜交友、能飲酒、千杯不醉,在服務南京軍校期間,被尊為南京酒界擂台四大霸主之一,也曾在社團聚會中,獻唱岳飛《滿江紅》名曲,慷慨激昂,搏得滿堂彩。抗戰初期,1938年3月間,為解決駐防魯西前線西北軍孫桐萱十二軍及曹福林五十五軍軍需補給事,奉命前往面商孫、曹兩軍長辦理。駐留期間,由於曹軍長好騎馬,每晨約其並轡馳驅,陳接受挑戰,就平原走馬,一放十數里,盡興而歸,此舉得彼等刮目相看,且亦打破「北人善馬,南人善船」之諺語。 何玉書得陳良幫助,得以在上海市府謀得閒差,領取薪金。就此,何玉書避開了丁治磐的眼線,購置了房屋,於兵荒馬亂前途未明之時,在上海做起了寓公。 (原文和圖片刊發在:https://zhuanlan.zhihu.com/p/1946203532081496238)
南京寧海路34號是誰的房子? 何夢麟 關於何玉書的一切 南京鼓樓區頤和路和寧海路一帶,現今仍保存有不少民國西式建築。這一帶的建築,現在被稱為民國公館區,受到保護。其中,位於寧海路34號的一幢西式洋房,現今依然保存完好。儘管平時鐵門緊閉,高牆森嚴,但是從外面路上還是可以看出當年的風采。 根據史料記載,這棟建築建於1936年,院落占地面積1804.5平方米,建有磚木結構的西式樓房1幢,平房2幢,建築面積448.3平方米,其中主樓建築面積為404.7平方米,原產權人為魏炳西。 魏炳西,是民國時期意中商業銀行南京銀行副理,上海總行總管理處專員。1949後,魏炳西在銀行做會計工作。1949年前,該處出租給橋梁公司使用,1949後,由政府代管,核定其房產權為江蘇省省級機關事務管理局。目前,該處現仍有主樓1幢,平房2幢,其主樓坐北朝南,假三層,米黃色外墻,大坡屋架頂,人字頂,紅瓦,帶老虎窗,壁爐,南側一樓走廊,三樓平台,東南側,東北側門房各1間均為米黃色外墻,人字頂,青瓦,木制門窗。現該處為省級機關某幹部住宅,房屋保護良好。 據南京市檔案局保管的南京戶籍檔案,何玉書1946年曾經居住於此。而當時填寫的戶主姓名為沈百先。 何玉書1945年抗戰勝利後,從貴陽先赴重慶,攜從楊森手上救下一命的新歡王卿麗,轉赴南京就任江蘇省府田賦糧食管理處處長一職。初到南京時,何玉書並未購置房屋,於是找到老同事沈百先,租住在沈百先為戶主的寧海路34號。 沈百先是何人? 沈百先(1896年7月3日-1990年5月21日),浙江湖州人,中國現代水利工程專家、教育家。1915年考入河海工程專門學校首屆正科,1923年赴美留學,先後獲康乃爾大學給水工程碩士學位和愛荷華大學水利工程碩士學位。歷任國民政府導淮委員會總務處長、江蘇省建設廳廳長、中國水利工程學會會長、水利部政務次長等職,參與制定《太湖流域水資源開發計劃芻議》等方案。 1925年沈百先回國後,先後任職於河海工科大學、太湖水利工程局、導淮委員會等單位,1931年參與創建中國水利工程學會並歷任一至六屆董事、七至九屆會長。抗戰期間主持長江中遊水利工程建設,1945年後赴台灣接收水利機構,1949年起任台灣大學教授24年,主編《台灣水利》季刊。設立百先獎學金。1975年移居美國,1989年曾回中國探親。1999年骨灰歸葬湖州靈安公墓。著有《中華水利史》等專著12部。 沈百先還有個特別的身份,他是陳果夫的妹夫。在陳果夫主持導淮委員會工作時,沈百先擔任過總務處長,後任委員會副委員長,也擔任過江蘇省建設廳長。何玉書在導淮委員會擔任過總務處長,也長期在江蘇省府工作任農礦廳實業廳長,所以何玉書與沈百先共事多年十分熟悉。 1937年南京淪陷後,寧海路34號曾被日本人徵用。1945後,寧海路34號戶籍簿上的戶主名字是沈百先。那麼是是沈百先買下了房產,還是沈百先租下寧海路34號後轉租給何玉書,就不得而知了。 (原文和圖片刊發在:https://zhuanlan.zhihu.com/p/19458023908559847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