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玉書的投名狀

1949年新舊政權交替之際，何玉書的選擇是，留在大陸。 何玉書為何做出這般選擇，筆者已經在《何玉書在1949年的選擇》中交待清楚，這裡不加贅述。 本文要談的是，何玉書為了向新政權徹底輸誠，做了些什麼具體的事情。 何玉書1924年赴廣東參加孫中山和蔣介石領導的革命。在廣東，除了做文書工作和政治工作外，何玉書都是和財務糧草打交道，發揮他畢業於北京法政專門學校經濟課的專業特長。1927年參加江蘇省政府工作後，何玉書先後就任農工廳，農礦廳和實業廳廳長。何玉書主管蘇省經濟建設時，田賦糧食一直是他份內主管的內容。1937年南京淪陷後，何玉書赴重慶轉貴陽。除了短暫出任鎮寧縣長和禁煙特派員外，身為貴州省政府委員的何玉書，一直兼任貴州省糧食管理局長，糧政局長和田賦糧食管理處處長。 貴州省政府糧政局成立於1941年10月，其前身是1939年設立的省會糧食運濟委員會。該委員會後改組為省會糧食調劑委員會。1940年9月10日改組為貴州省糧食管理局後，次年又改組為糧政局。糧政局掌理糧食的徵購，管制，加工，倉儲，運輸等事務。何玉書即為當時的局長。 在民國四大日記的《竺可楨日記》中, 竺可楨也有記載：1935年3月4日，朱騮先電告何玉書，“囑貴州各大學糧食照發”。這裏的朱騮先，就是朱家驊。朱家驊曾任民國政府教育部長，交通部長和浙江省主席，並短暫代理過中華民國總統職務。 抗戰勝利後，何玉書赴重慶轉道南京，於1947年2月5日任糧食部江浙徵糧督導團委員不久，旋即就任江蘇省政府田賦糧食管理處處長。 民國江蘇省田賦糧食管理處設立於1946年7月，管理處設有四個科。第一科掌理田賦稽征、田賦冊籍整理、積谷派募及收納倉庫之設置管理等事項，第二科掌理糧食儲運及糧食加工廠的籌設、分配、管理等事項，第三科掌理軍糧、公糧配撥及糧食的調查管理調節等事項，第四科掌理文書、經費、出納、庶務及有關財務等事項。該處隸屬於江蘇省政府並受財政部、糧食部的指揮監督。其主要職能是掌理田賦稽征，糧食儲運，軍糧、公糧配撥等事務。（引自江蘇省檔案館信息） 可以看出，何玉書一生主要從事經濟工作。而糧食管理工作，基本貫穿了他的職業生涯，直到1949年政權更迭。 1948年，國軍屢戰屢敗，大勢已去，國民政府機關和軍隊開始陸續遷台。當時的江蘇省轄區，除了現今江蘇省大部分外，還包括安徽和浙江的部分地區。何玉書部門管轄下的，不僅有公糧還有軍糧。糧食的管制和運輸都受到政府部門，軍隊和特務機關的嚴密監視。據何玉書家人回憶，軍統局長毛人鳳曾下令何玉書調集糧食，並要他親自押運，隨運糧船到台灣。在何玉書身邊的中共地下黨員王卿麗，多方做何玉書工作，施加壓力，拖延遲滯了運糧船，把糧食留在了大陸。 1949年解放軍進入上海後，何玉書到上海軍管會報道，將他經手保管到公糧公款公文公物全部上繳。僅公糧一項，何玉書就向“上海敵偽公糧清理組”上繳了一千六百多石，約合二十五萬四千多斤糧食；上繳“蘇南行署蘇州行政區糧食局”共二千五百多石，約合四十萬斤。上繳糧食，共計六十五萬三千多斤。當時的上海軍管會秘書沈百樂接見了何玉書，並要何玉書在上海安心居住。沈百樂要求何玉書將所有掌管財物交給各主管，分別向上海市軍管會財經接管委員會及蘇南行署糧食局接洽辦理手續。何玉書在上繳完公糧和財物後，拿到了有關部門出具的收條。此後，何玉書參加了由陳惠，梁弼群，桂崇基領導的上海民革分會工作。何玉書以為交出了財物公糧，就可以安然無恙了。（據何玉書獄中自白書） 1949後上繳公糧，是何玉書向新政權遞交的投名狀。政府官員的的肯定和手中的收據，為何玉書1949後初期的安全，提供了暫時的護身符。據何玉書稱，在1950年全國大規模鎮壓反革命運動和1951年“三反五反”清查運動中，常熟區公安分局曾經找何玉書談話。在出示收據後，何玉書終於躲過了一劫。 當年慶幸的何玉書，肯定沒有想到，一場更大的風暴正在醞釀中。兩年後，何玉書因陳梅魂案牽連被捕，革命的狂潮吞噬了他。一個參加過北伐的老革命，終至萬劫不復。 （原文和圖片刊發在：https://zhuanlan.zhihu.com/p/19483149828245394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