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昆侖與何玉書的交集

王崑崙（1902年8月1日—1985年8月23日), 原名王汝虞，字魯瞻, 男, 江蘇無錫人,生於直隸定縣, 紅學家, 詩人,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人物, 原副國級領導人。中國國民黨黨員，1933年起中國共產黨秘密黨員，中國民主革命同盟、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的創建者之一，曾任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委員會主席。 王昆侖之所以有名，不只是1949後出任高官，也不是身陷囹圄後，因顧毓琇回國參訪受到周恩來接見，被釋放出獄。更不是因他的紅學造詣，以中國最早馬克思主義評論《紅樓夢》的專家之一聞名於世。 王昆侖早在民國時期就是個風雲人物，在國民黨內因他是孫中山直接介紹入黨的青年黨員，而聲名鵲起。王昆侖不僅在學生時代就加入了國民黨，而且還是國民黨右翼西山會議派和太子派孫科的骨幹成員，主張清黨反共。 王昆侖出身江蘇無錫名門大家。王崑崙的祖父王忠蔭，清朝官居三品；父親王鏡明（字心如）。1902年8月1日，王崑崙生於直隸省定縣。1912年隨母親及姐姐王蘭、弟弟王崢嶸、妹妹王素、王楓來到北京，與父親團聚。1913年，自北京新開路小學畢業，升入正志中學，兩年後轉入北京四中。1917年，王崑崙自北京四中畢業，考入北京大學預科（官費），學業期滿之後，1918年升入北京大學中文系。同年，被北京大學一年級全體同學選舉為一年級學生會主席。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身為北京大學一年級學生會主席的王崑崙率學生上街參加了天安門廣場的抗議，並帶頭參加火燒趙家樓。父親宣布與王崑崙脫離父子關係。1921年，王崑崙參加了支持教授索薪運動。 據史料記載： “北京⼤學學⽣王昆侖 、傅汝霖、鐘天⼼、陳君樸，譚克敏等於1922年春組織的標榜民治主義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社團，曾創辦《民⽣》周刊。 ” 何玉書1919年從日本歸國入北京法政專門學校，也是1921教授索薪運動的學生聯合會領袖之一。另據何玉書人事檔案，何玉書自述1922年於北京民生週刊社加入國民黨，介紹人是國民黨西山會議派元佬謝持與徐堪。由此可見，何玉書最晚不遲於1922年就認識了王昆侖，而且還是王昆侖創辦的民生週刊的常客，並在民生週刊加入了國民黨。這也符合王昆侖在上海兩次面見孫中山，接受孫中山指令，在北京發展組織的史實。 1924年10月，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後來電邀孫中山來北京議政。孫中山接受邀請，發表《北上宣言》，於1924年末到北京。在北京，孫中山組織臨時辦公室，王崑崙成為其身邊工作人員。1925年孫中山在北京病逝，出殯時，王崑崙主動當警衛，並步行至香山為孫中山守靈。此後，王崑崙成為西山會議派的主要成員之一和代言人，經常在報刊撰文。 三一八慘案後，王崑崙倖免於難，但遭北洋政府通緝，乃赴潮州。 在王朝柱所著《王昆侖》一書中有如下記載：“按照古訓的教導，投軍或者是升官——乃至於辦事都是要⾛門⼦的。像王昆侖這樣有著傲骨的讀書⼈既不會做向蔣介⽯⾃ 薦的當代⽑遂 ，也決不會像個沒頭的蒼蠅⼀樣亂飛亂撞。他思之良久，忽然想到了昔日就讀北京國⽴法政專門學校的何⽟書，他此時正在潮州，供職於黃埔軍校潮州分校的政治部主任。再者，掌握潮汕⼀帶⽣殺⼤權的不是蔣介⽯，⽽是何應欽。⽽何雖然隸屬蔣記軍事集團，但他在國民黨中素有“武⽢草”之稱謂，在此⼈屬下供職或許少些獨裁，多些寬松。遂決定南下潮州”。“王昆侖一行在上海稍事逗留，他又偕範映霞水陸兼程，直驅潮州，見到久違的何玉書，旋即又直奔何應欽設在東年的司令部，在何玉書的引薦下，又見到了時任黃埔軍校潮州分校校長、國民革命軍第一軍軍長的何應欽”。“王昆侖在潮州分校的生活是比較愜意的。從所謂革命事業上說，他官居總務科長兼政治教官，授中校軍階。他不僅是《潮潮》周刊的主編，而且政治部主任何玉書不在時，他還行使主任之權，名日負總責” 經王昆侖介紹，曾任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潮州分校《潮潮周刊》主編的吳醒耶有回憶：“1926年夏秋間，我因不安於在浙江軍閥孫傳芳統治下的苦悶生活，即由於昆侖的同情理解而栢遨，揮淚別去新婚不久的妻子……從上海去汕頭……何應欽為第一軍軍長，其軍部駐在汕頭，他又兼任“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潮州分校”的校長。該校政治部主任也由第一軍政治部主任何夢麟（字玉書）兼任，昆侖任秘書，也係該校政治部的實際負責人，他兼任政治教官，該校出版的唯一的刊物為《潮潮》周刊，也原由他掌握，我到潮州後，他便把周刊的主編責任交給了我。這期間，昆侖的原配夫人範映霞也同在政治部任職。我們是親如兄嫂，可說是公、私雜事無所不談的……這些情況正可以說……昆侖是第一個扶攜我走上革命的引路人。” 王朝柱所著《王昆侖》一書中還記載：“王昆侖終於盼來了隨軍北伐的戰機，但是令他失望的是 ，政治部主任何⽟書隨軍出征，他留守潮州代⾏政治部主任之責。對此，就連他的新部屬——⼼愛的 情⼈範映霞也難以說服了。胡漢民認為王昆侖是可造就的且又有發展的所謂⾰命青年，在此亂世之中，⾃認為就要⼀統黨國的胡漢民⼗分需要像王昆侖這樣的⼈才，因此，他說了如下這句史有所記的話：“不要去上海了，留在南京，先在中央黨部掛著職 。” “王昆侖一直主張清黨分共的。但是，他這位書生氣很足的右派青年——且剛剛來到上海， 尚不清楚北伐總司令蔣介石是釆取何等手段“清黨”分共的。他從蔡元培等元老的口中探得了國民黨下一步的行動計劃，遂決定找老相識何玉書要求工作。時下，何玉書已經決定不再擔任何應欽的政治部主任，很快就要出任江蘇省農工廳廳長 。但他依然住在東路軍政治部主任的辦公處，他問明王昆侖的所求之後，當即給陳群要通了電話。陳群，福建閩侯人，早年留學日本，攻讀法學，後投機革命，一向隨侍孫中山先生身邊。國共合作之後，他出任國民黨上海政治分會委員。不久，他繼任東路軍總指揮部 政治部主任之職，隨軍進駐上海以後，又出任上海警備總司令部軍法處處長。自然這是對付中共的“。 關於這次會面，王昆侖多年之後親筆寫下了這份材料：”到上海的當晚，我去看何玉書，他給我介紹陳群，說明要我推薦政治工作人給他(陳群)，以應當時急迫需要，我就答應了，約好以後當面再聽他說明具體要求。何又向陳說，請他替我隨時打電報給前方的何應欽聯系。我去找陳群，首先他急要的是海軍司令部新成立，政治部要我去擔任秘書長，我介紹了高嶽生去。他又說有些單位如海軍工會、消防總隊的政治指導員——中共黨員跑了，急需人去補充。我以後問了原在二海的右派給推薦了兩個人去”。 王昆侖遵命留在了南京，但他依然不願參加⾃認為醜惡的派系之爭。也就是在這期間，他想到⾃⼰和範映霞雖已成為事實的夫妻，但因 所謂⾰命的原因，至今未舉⾏結婚典禮。他和範經過籌備，遂在南京補辦了⼀次儀禮隆重的結婚儀式。 據史料記載：出席這場1927年於南京舉辦的婚禮嘉賓有吳稚暉，何玉書，何應欽及太太王文湘。 1933年，王昆侖秘密加入中共地下黨，完成了從國民黨右派骨幹到中共黨員的歷史性轉變，登上了日後平步青雲的第一階台階。 1973年8月29日晚10點，顧毓琇在周培源夫婦及廖承志夫婦的陪同下，見到了剛開完中共十大的周恩來。顧毓琇在會談中提及表兄王昆侖，周表示愧疚自己太忙不及過問。1975年3月王昆侖恢復自由。 晚年王昆侖東山再起，而何玉書已經天人永隔。 從北京街頭激情相遇，又民生週刊朝夕相處，到結為信念一致的黨人，再共赴前線投身北伐革命，王昆侖何玉書於江湖和官場中相知相識。1949後，王昆侖高官厚祿，何玉書淡泊隱身。在翻天覆地的大潮中，革命政權疏而不漏，南北兩位舊時代弄潮兒，可謂殊途同歸：一個羈絆秦城監獄，一位棲身提籃橋牢房。 革命巨獸吞噬自己的兒女，用血海滋養虛幻的信念，以至永生不朽。 另值得一記，“1958年, 在「除四害」運動中，北京市副市長王崑崙兼任「首都圍剿麻雀總指揮部」總指揮，對北京市全市的麻雀進行圍剿消滅，其間，1958年4月19日至21日，三天突擊殲滅麻雀，4月19日凌晨5時，劉少奇親臨北京市督導，在8700平方公里北京市內，300萬群眾用三天時間捕滅麻雀401,160隻”。 （原文和圖片刊發在：https://zhuanlan.zhihu.com/p/19599509916978708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