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藏學校研究與何玉書

潘曉曈：民國時期蒙藏學校對蒙藏學生“中華民族”意識的培養及其影響 【作者簡介】潘曉曈，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2017級博士研究生。 原文載於《中國藏學》2022年第2期 【作者簡介】潘曉曈，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2017級博士研究生。 【摘要】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實施邊疆教育以凝聚和增強蒙藏等各民族對中華民族的認同。1930年起，先後在南京中央政治學校附設蒙藏班及蒙藏學校，專門招收和培育蒙藏地區學生。蒙藏學校通過課程設置、名人演講與升國旗、紀念日儀式等，使學生從知識與觀念層面認知蒙藏等各民族同屬中華民族整體，並通過軍事化管理與校園活動規訓學生的行為習慣，促動其中華民族意識的萌發與主動認同。畢業學生通過《新青海》《康藏前鋒》《蒙古前途》等刊物，以本位視角書寫與宣傳蒙藏等民族與中華民族相互依存、共同命運的關系，並在抗戰期間組織團體進行抗戰宣傳和募捐，激發蒙藏民族的中華民族意識。一些學生學成返歸蒙藏地方後，主要從事教育事業，從思想文化上促進國家統合各民族的進程。文章依據檔案及報刊等資料，探討蒙藏學校的設立、培養蒙藏學生中華民族意識的舉措及其影響。 【關鍵詞】民國；蒙藏學校;蒙藏學生；“中華民族”意識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明確提出將“團結漢滿蒙回藏苗夷各族為一大中華民族”作為處理邊疆事務的基本理念，並通過實施邊疆教育推動“中華民族”觀念的傳播。1929年提出在首都設立蒙藏學校的計劃，最初的蒙藏班逐步擴大為蒙藏學校，力圖培養蒙藏學生作為開發和建設蒙藏地區的主要力量，從而促動蒙藏各民族對“中華民族”的認同。目前，學界對“中華民族”概念從清末以來的衍生和演變已有諸多富有啟發性的研究，對我們理解近代“中華民族”概念裨益良多。但既有研究對蒙藏學校與“中華民族”意識的關系研究不多。本文依據檔案及報刊等資料，探討國民政府對蒙藏學生“中華民族”意識的培養及其影響，以期為我們認識近代統一“中華民族”觀念在蒙藏民眾中的傳播與認同提供一個具體而微的例子。 一、蒙藏學校的設立 近代以來，列強不斷侵略和蠶食中國邊疆，致使邊疆局勢危機叠起。辛亥革命之際，中國北方有沙俄策動外蒙古“自治”，西南則英國覬覦西藏，不斷唆使藏兵東侵，試圖掠取川康，並在武力入侵的同時，從文化等方面操控西藏。在此危急時刻，鞏固和建設邊疆，凝聚邊疆各民族使其產生對“中華民族”的認同和向心力至關重要。早在北洋政府時期就已意識到，“蒙藏接鄰強國，興辦教育，最關重要”，但因各方面的原因實際落實有限。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進一步強化對蒙藏邊疆的整合與建設，先從邊疆教育入手，推進民族國家認同。1929年6月17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三屆二中全會通過了《關於蒙藏之決議案》，正式提出六項實施蒙藏事務之決議。其中三、四兩條分別指出：“於首都設立蒙藏學校，為儲備蒙藏訓政人員及建設人才之機關，由蒙藏各地選送優秀青年應試入學；”“在首都及其他適宜之地點設立收容蒙藏青年之預備學校”，並由行政院負責實施。同年7月，教育部公布了由蒙藏委員會制定的《待遇蒙藏學生章程》，作為學生投考和政府招收優待蒙藏學生的主要依據。此外，蒙藏委員會先後公布了獎勵和保送蒙藏學生的各項辦法，意圖通過設學與優待，鼓勵並扶持蒙藏地區學生赴內地求學。 1930年11月，在中央訓練部協助下，中央政治學校籌設蒙藏班，“專門招收蒙、藏、青海、新疆各地學生”，以“養成邊地實用人才”為目標，分教育行政和農業行政兩組。在戴季陶“蒙藏教育關系重大”的建議下，1934年8月，蒙藏班正式改組為中央政治學校附設蒙藏學校，以“養成邊地實用人才及預備蒙藏學生升學”為主要目標。改組後的蒙藏學校成為內地招收蒙藏學生的主要學校，設有高中部、初中部及補習班。高中部分設普通科、師範科、畜牧科、衛生科。所聘教職員共70人，其中國內外大學畢業者達28人、國內外專科畢業者25人。所招學生均來自蒙古、青海、西康等邊省各地。1935年，在校學生291人中，青海籍116人、西康籍48人，其次是綏遠、熱河、察哈爾、新疆、西藏籍學生。 全面抗戰爆發後，南京淪陷，為確保學生安全，蒙藏學校不得不隨中央政治學校遷往湖南芷江。國民政府遷都重慶後，學校又遷往重慶界石場。1939年7月22日，鑒於“蒙藏學校現時所收學生除蒙藏子弟外，尚有回族子弟，用蒙藏學校名稱不足以概括其他民族”，故改為邊疆學校。1941年8月，該校由教育部接管，並改為國立邊疆學校。1942年增設五年制師範專修科，以培養邊疆中等學校師資和教育行政人員。抗戰結束後，國立邊疆學校東遷，於無錫梅園覆課。1947年9月，在南京光華門外新建校址。1948年秋，該校少數民族學生人數占50%以上。1949年8月，國立邊疆學校辦學正式結束，原有師生相繼轉入國內其他大學。 為培育蒙藏人才，實現“大中華民族”建設，中央在經費、師資等方面為蒙藏學校辦學提供優厚條件。在當時國內各高校教育經費普遍緊缺的情況下，蒙藏學校的經費由中央黨部撥發，學生一律免學費並供給膳宿雜費。希望培育蒙藏學生並使其返歸邊疆地方，為推進“中華民族”觀念及其認同發揮教育和宣傳作用。蒙藏學校的開設亦得到時人認可，被視為“團結中華民族的一種辦法”。中央政治學校教務長丁惟汾也指出，蒙藏學校“是覆興中華大民族的基礎”。顯然，在國民政府看來，對蒙藏學生的教育和培養是凝聚蒙藏民族對國家向心力的重要途徑。蒙藏學校也針對蒙藏學生實施培育和管理，凝聚和強化學生對中華民族的認同。 二、培養蒙藏學生“中華民族”意識的舉措 蒙藏學校的學生均來自蒙古、西康、青海、西藏等邊遠地區，肩負建設蒙藏之重任，蒙藏學校對其培養尤為重視，並有針對性地施以教育和管理。學校通過課程、課外讀書、名人演講、升國旗儀式與各類紀念日儀式，通過日常軍事化管理，對個人加以規訓，促動學生“中華民族”意識的萌發與認同，意圖通過多方面的培養，使蒙藏學生在蒙藏民眾中發揮宣傳和影響作用，推動一體化的“大中華民族”理念。需要指出的是，蒙藏學校的課程、演講等場合中，也使用“中國民族”“大中華民族”及“覆興民族”等概念，在措辭和表述上雖略有不同，但其要旨仍是視國內各民族為一個整體“中華民族”的民族觀念。 （一）從知識層面認知“中華民族”：課程設置與課外閱讀 課程是學校教育的主要組成部分，直接關乎學生認知體系的培養。蒙藏學校通過課程中知識的傳授以及課外閱讀，使學生了解並認識到從歷史、地理上蒙藏均屬中華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鞏固和強化他們對於中華民族的認同。蒙藏學校的課程設置，在遵循教育部頒布的中學課程標準的基礎上，根據學生的實際情況又做了針對性調整。蒙藏學校初中部、高中部各科除所開專業知識外，共同課程有：國文、公民、黨義、軍事訓練、英文、蒙古文或藏文等。其中，國文、歷史、地理課程對於中華民族意識的培養尤為重要。 國文是蒙藏學校中所占課時數最多的課程。通過語言、文字的統一，可以增進學生對中華文化的了解，而參與、創作和享有共同的文化，是促進共同體認知的重要途徑。教授國文可以培養學生閱讀、書寫能力，從而“了解固有文化，以培養其民族精神”。國文教材為朱劍芒所著《高中國文》，該書選取記事文、敘事文等各類文章，如《水經註》《歐陽文忠公集》等古代經典名著，有助於學生了解和認識中華傳統文化。1940年，邊疆學校還專門添設“國語註音符號”為必修課，並在全校範圍推廣國語，要求國語使用日常化，並通過開展演講比賽等方式提高國語水平。 歷史課程也在傳播民族觀念中發揮重要作用。國民政府教育部明確提出中學歷史課程以“研求中國民族之演進，特別說明其歷史上之光榮，及近代所受列強侵略之經過與其原因，以激發學生民族覆興之思想，且培養其自信自覺發揚光大之精神”為目標。蒙藏學校就專門開設“蒙藏史”一課，講義由教師劉繼宣參考《衛藏圖識》《西藏圖考》《新元史》《蒙兀兒史》編寫而成。該課程實際是從歷史的維度將蒙藏地方史整合進中華民族的歷史敘事。如《衛藏圖識》的“西藏源流考”指出，“西藏唐古忒即圖伯特國，部落繁多，明統稱為烏斯藏，然溯其源，蓋古三苗種者，舜徙三苗於三危。三危者，為喀木、為危、為藏”。《西藏圖考》中亦有此類記述，意在闡明西藏在古代即為中華始祖之後裔，從而說明蒙藏各民族與中華民族共同的歷史記憶，以及“中華民族”自古以來便是一個民族實體的歷史事實。 地理知識的講授與此類似。地理課程教材為王謨編著的《高中世界地理》，尤重“地與人類生活關系”，使學生明了世界範圍的地理知識與人類活動，有助於“明了本國地位及國際形勢，以養成其愛護並發展民族利益之觀念”。地理課程參考書為陶履恭《中外地理大全》，該書“合中、外二部編制成”，書中中國地理版圖囊括了內地各省、關東三省、新疆、蒙古、青海、西藏六部分。能夠使學生從地域和空間上構築起蒙藏等各族為一個共同體的認同。 蒙藏學校中還開設有“公民”一課，通過公民知識的講授，使學生充分認識並具備成為現代合格公民的條件。《初級中學課程標準》將公民課程之目標分為三個層次，第三是“使學生了解我國固有道德之意義，確立覆興民族之道德的基礎”。對蒙藏學生授以公民課程，意圖在於使其從“邊民”轉變為“國民”。其中既有國家意識，又有民族觀念。 除了課程的講授，蒙藏學校“每年指定中文古書一種，限期閱讀，惟不繳納筆記”。1933年指定的閱讀書目有《曾氏家書》，該書歷來被封為治世真經，其中飽含中國傳統觀念及文化。對其研讀可使學生增長見識、開闊視野，進而有助於增強學生對於共同文化的認同。此外，學生也根據個人喜好閱讀課外書籍，時人調查蒙藏學校124名同學的學科興趣發現，學生對《中國的西北角》《塞上行》《萍蹤寄語》《勵志哲學》《總理全集》等書比較感興趣。通過閱讀加深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了解與認識，在潛移默化中影響和塑造學生對國家民族的認同意識。 （二）從觀念層面強化“中華民族”意識：名人演講與升旗儀式、紀念日儀式 蒙藏學校將中華民族意識的培養也深入到各類校園活動中。學校的課外訓練“分指定課外讀書及敦請學者及名人講演兩種”。何玉書任蒙藏學校主任後，每月邀請名人赴蒙藏學校演講數次，成為學校日常活動的一部分。演講的主要內容涉及國家及民族觀念，如“三民主義與中國民族大團結”“民族團結與民族覆興”“覆興民族與統一國家”等。從各個角度強調蒙藏與中華民族同屬一體、不可分割，以加深學生對中華民族的認同。時任南京市宣傳部部長賴璉在演講“三民主義與中國民族大團結”中指出，“蒙古、西藏為中華民國疆域中絕對不可分離之一部”“我蒙藏同胞，同屬中國民族”，並呼籲蒙藏學生“努力於中國民族大團結運動之完成”。他雖用“中國民族”一詞，其核心仍是團結國內各個民族為一個民族的觀念。戴季陶向蒙藏學生發表的訓詞中強調，“我們要想把一個國家團結起來，就要從國族的團結做起，國族的團結，要以種族的團結為基礎，才能做到一個國族的國”“有了正當的人，才能有正正當當的族，合若幹正正當當的族，才能成一個有力量的國族國家”。各族應當團結成為一個民族國家共同體，意義在於建立一個強有力的“大中華民族國家”。1935年，國民政府宣傳委員會主任邵元沖在考察西北後，在蒙藏學校作題為《民族團結與民族覆興》的演講，“要盡大家的力量，要彼此劃除私見，在大中華民族共生之下，來爭我們的光榮”“只要以整個國家為前提，以整個的民族為目標，大家和衷共濟，統一思想，這個問題，不難容易解決”。演講者均強調各民族是一個擁有共同利益的共同體，闡釋各民族在歷史上的一體性，希望打破蒙藏各民族間的畛域之分，團結蒙藏等國內各民族，從而在整體上提升學生的中華民族觀念。 國旗被視為國家的神聖標志，升國旗儀式是藉由對神聖圖像的尊重，表達對國家民族的認同觀念。與這一時期大多數學校一樣，升國旗儀式也是蒙藏學校一項日常儀式。學校還專門制定“升降國旗規則”十一條，明確升降國旗是為“提倡民族意識及國家觀念”。升旗儀式在每日早操後舉行，將國旗升起後，全體學生要統一呼喊“中華民族覆興萬歲!”等口號。除雨天外，升旗為學生每日必行儀式。 與升國旗儀式功能類似的是蒙藏學校設置的各種紀念日儀式，如烈士殉國紀念日、總理第一次起義紀念日、國慶紀念日、總理倫敦蒙難紀念日、總理誕辰紀念日、總理逝世紀念日、革命先烈紀念日、國恥紀念日等，均被正式寫進學校校歷，作為一項固定活動。每到紀念日，學校會停課放假並舉行一系列活動，要求學生集體參加。如1936年9月8日舉行“九一八”事變五周年紀念儀式，全校師生於淩晨4時集合，由主任領導全體教職員學生“向東北死難同胞默哀三分鐘”後致辭，“首述紀念的意義及認識與努力，末謂愛國青年今後所負之使命。語句異常沈痛，聽者莫不為之動容”。之後由校職員報告事變前後情況，講述國難期間師生應有之奮勉。會後，由軍訓隊部吳隊長引導舉右手高呼口號，使學生“勿忘國恥”。這些紀念日儀式，成為國家建構宣傳抗日、民族覆興教育的時間場域，意在喚起蒙藏學生共同的榮辱觀和對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的認同。 （三）培養集體意識與服從意識：日常管理與校園生活 除了知識的傳授和觀念的強化，蒙藏學校也通過對學生日常生活與行為習慣的規訓，使覆興中華民族的觀念在個人身上得以實現。首先，蒙藏學校遵循中央政治學校軍事化管理，對學生在校內的穿著與外在形象要求統一，使學生習慣簡單樸素的生活，養成服從要求的意識。對統一與服從的要求也延伸至學生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學生早晚要站隊點名，吃飯用餐均需聽候指令，每日進行內務整理，每周定期檢查。目的在於通過實施日覆一日的訓練，規範其日常行為習慣，使服從精神和紀律化的效果在國家民族生存上獲得體現。 蒙藏學校亦開設軍事訓練課程，將“造成體格堅強、人格高尚、常識豐富與行為積極、能為民族犧牲、為國家奮鬥的國民；造就態度莊嚴、操作勤敏、負責任、守紀律、明禮儀、知廉恥的國民；造成思想統一、精神團結、愛國愛君、共同奮發，以覆興中華民族完成國民革命責任的忠勇國民”的目標灌註其中。學校設軍事訓練隊長、區隊長、助教，以指導軍事訓練。1935年7月15日—8月28日暑期間，組織蒙藏班學生進行童子軍訓練。以“訓練蒙藏青年，養成德智體健全之公民，能覆興中華民族、鞏固邊防”為宗旨，在強健身體、培養軍事素養的同時，使學生養成服從意識、集體意識與統一之精神，肩負起民族國家存亡的責任。 規訓和服從的意識在“新生活運動”期間體現得尤為明顯。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在日本帝國主義入侵的刺激下，“中華民族覆興”論興起，並於20世紀三四十年代成為中國最響亮的政治口號。以“民族覆興”為目標的“新生活運動”在此背景下開始推行，且最初是從規矩、清潔運動開始。蒙藏學校積極響應校長之號召，在全校推行校園衛生及個人生活衛生習慣之運動。每學期組織全校師生進行衛生大掃除和清潔檢查，並組織衛生隊，隊長負有督促隊員遵守衛生信條、處理急救、視察校園環境之清潔及宣傳衛生常識之責。而隊員需遵守衛生信條，如有違反則需受勸告。通過規勸和強制的方式，蒙藏學生遵守特定的行為和習慣，養成清潔習慣。學生亦強調，“使我全中華民族，以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及禮義廉恥，為生活之中心，進而做到勇敢、勤懇、沈毅、堅決、誠實、刻苦、耐勞等，絕不負提倡者之苦心，而民族覆興亦斯賴焉”。 可以看到，蒙藏學校是國民政府積極推進“中華民族”一體化符號認同的重要場域，融入了學校教學、日常管理及校園生活的諸多方面，從而激發學生的“中華民族”自覺意識。最終意圖在於使蒙藏學生發揮促進蒙藏等各民族認同民族國家的作用。 三、蒙藏學生“中華民族”意識的表現及其影響 蒙藏學校的教育與訓練增強了蒙藏學生的中華民族意識，既體現在他們的言論中，也落實於建設邊疆的實踐上。他們兼具兩種知識背景，且具備一定書寫能力，在中央支持下創辦了《新青海》《康藏前鋒》《蒙古前途》等刊物，面向全國發行。蒙藏學生擔任主要撰稿人，以本位視角書寫與介紹蒙藏社會實情，打通內地與蒙藏地方的隔閡，起到了促進民族團結的作用。同時，他們強調蒙藏與中華民族相互依存、共同命運的關系，也極大地促進了蒙藏民眾的國家觀念和中華民族認同。 1932年10月，蒙藏學校青海籍學生穆建業、劉宗基等創辦了《新青海》月刊（1937年停刊，共發行51期），有志於成為“青海各民族間之調和者”“文化學術之須竭誠輸入者”與“青海實況之須研討者”，將內地新文化輸入青海，以達到共同融化之目的。設有“時事評述”“新青論壇”“論著”“調查”“青海風俗”“文藝”“一月來之青海”等欄目。認為青海是“中華民族發祥之地”“青海人民，即為中華民族”。有意構築青海與中華民族的緊密關系。 1933年9月，西康籍學生馬裕恒、華崇俊等組織成立康藏前鋒社，發行《康藏前鋒》月刊（1939年8月停刊，共發行63期）。以“聯絡漢藏感情、溝通康藏文化”為宗旨。1936年，《康藏前鋒》專門增設“藏文”欄目，刊登《團結民眾共禦外辱》等文章，向康藏民眾介紹抗戰及國民政府的邊疆民族政策，以期增強地方民眾對民族國家的了解與認同。他們認為各民族在統一國家中，應超越地域限制，同屬一個整體。“當今在這國家統一民族平等的意義之下，凡系中華民族同系一家，並無畛域之分。”強調國內各民族與中華民族相互依存的關系，“中華民族因受帝國主義政治力經濟力的壓迫，而處於‘次殖民地’的地位，形成整個中華民族之危機，吾人欲此危機之平安度過，首在國內各民族作根本之團結”。以向康藏民眾傳播“中華民族”觀念為己任，“要使西藏每個同胞，都要有確切的民族意識和國家觀念，並明了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其與中國內地，關系至為密切，無論如何是不可分離，至於在民族觀點上，西藏同胞與內地同胞，完全系整個中華民族，至有悠久歷史關系，血統都是相同的”。 1933年，蒙古學生楊潤霖（熱河籍）、雲耀辰等創辦蒙漢合璧月刊《蒙古前途》（1936年停刊，期數不詳），以“本三民主義，以研究學術喚起蒙古民眾及探討蒙古實況，促進蒙古建設”為宗旨。並致力於喚起蒙古民眾覆興中華民族的意識，“我蒙古為今之計，謀本身的健強，擁護整個中華民族健強，蒙古亦未有不健強者，則中華民族必健強；中華民族健強，蒙古亦未有不健強者，這一來，我們蒙古與中華民族，不但可以覆興，並可以雄飛大地之上!”表達蒙古與中華民族共同命運的關系。 蒙藏學生書寫與介紹康藏、青海、蒙古等地的文化、歷史及社會現狀，有助於消除蒙藏等地區在國人眼中“風氣閉塞、文化落後”的形象，加強了國內各民族間的了解與溝通，引起時人廣泛關註與積極評價。當時有人稱《康藏前鋒》“為康藏前途開新徑”。同時，在外辱日深的局勢下，蒙藏學生代表蒙藏民眾發聲，主動將蒙藏地方民眾納入整個中華民族，表達蒙藏與中華民族不可分割、相互依存的關系，極力喚起蒙藏民眾對民族共同體的認同。這些敘事本身也是構成近代中華民族觀念認知體系不可或缺的一環。 全面抗戰爆發後，國家民族面臨空前危機，“中華民族”的論述得到空前強化，在蒙藏學生中的號召力進一步增強。蒙藏學生視抗戰為“民族生死存亡戰”，號召全國民眾共赴國難，“爭取我們民族抗戰，擔負神聖的責任，增強抗戰的實力，參加神聖的民族最後的勝利”。亦親身投入抗戰募捐、慰問前線將士等活動中。1937年8月，蒙藏學校中的西康學生還聯合成立了“康藏民眾抗敵後援會”，公開發表宣言稱：“國難日深、敵氣日熾，在此最後關頭，惟有我每個中華民族同胞都必須肩荷起這一個偉大艱苦的抗戰責任，準備犧牲。”他們將自身視為中華民族的有機組成部分，在民族危亡面前表現出團結禦辱的決心與勇氣。除了在言論上支持抗戰、認同中華民族，蒙藏學生學成返歸蒙藏各地後，實際參與教育、黨政等各類事務，發揮了整合和建設地方社會的作用。 1934年5月，蒙藏班畢業學生在戴季陶、羅家倫等人組織下，分赴康定、西寧、包頭三地設立分校，“以便漸次推廣深入邊地，務期邊地人民同受教育之化力而趨於民族意志之統一”。所設各校均為公費性質且由蒙藏學生擔任教員，吸納了大量地方蒙古、藏、漢、回等民族的學生就讀。相較於地方辦學，其課程內容與日常活動更註重培養學生的國家觀念和民族意識。註重國文的培養，並開設藏文、邊事等課程。學生也以“喚起大多數落伍之人民，使他們都站在民族之最前線，而打破彼此間之隔閡”為目標。康定學生張世勳回憶，“在課堂歷數日寇給中國人民帶來的苦難和許多生動的抗日事跡，深深叩擊著心靈”。學校師生排演反映綏蒙地帶蒙漢民眾抗日鬥爭故事的話劇《鳳凰城》等，“演出時家長、社會人士都去觀看，叫人十分感動。同學們愛唱抗日歌曲，教師們都支持”。這些學校不僅是教育機構，一定程度上也是地方的文化中心，凝聚和強化了學生與地方民眾對國家的認同，傳遞共同的民族命運觀念。抗戰期間，國立西寧師範學校宣傳學生踴躍參軍，參與抗日救國，並為地方培養了大批人才，“有不少人在解放以後都已成長為各條戰線上的骨幹力量”，對地方社會影響深遠。 四、結語 近代以來，中國的邊疆危機日趨嚴重，從民初開始中央政府就將“中華民族”概念用於強化邊疆民族之國家認同。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更加積極致力於多方“整合”大中華民族。關於邊務的實施中，多以“團結各民族、扶植各民族為基本方針”。這一方針既貫穿於國民政府的政治話語中，也落實於成立蒙藏學校、培養蒙藏學生的實際行動中。 蒙藏學校通過課程、校園活動及日常管理，強化了學生的國家認同與中華民族意識。蒙藏學生通過《新青海》《康藏前鋒》《蒙古前途》等刊物，強化蒙藏與中華民族不可分割、相互依存、共同命運的關系，表達強烈的中華民族認同意願，極大地增進了蒙藏民眾對中華民族的認同。他們學成畢業後返回蒙藏地方，參與地方教育、黨政等事務，為團結和建設邊疆，深化各民族間的文化融合發揮了積極作用。對此問題的考察也進一步說明，當下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實現國內各民族共同團結奮鬥、共同繁榮發展的重要性。 原文載於《中國藏學》202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