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中正電何應欽“何玉書仍為第一軍政治部主任“電文錄底

何玉書免貴州省政府委員另有任用

《華北日報》1929年6月27日《蘇省農事調查統計》

何玉書為何贈金1000元予蔡元培？

據勵大立《德人從征》一文記載，蔡元培，馬敘倫為避禍孫傳芳，及支持蔣介石北伐和清黨計畫，曾赴廣東福建。“蔡馬先生一行，自一月二十日入閩至二月十八日離廈門回浙，在福建二十九天，奔波福州、馬尾、泉州、樟州等地，一路上受到人民的歡迎和有關人員的資助。自一月九日寧波發身轉象山至福州，為時半月余，所需亦巨，開支較大。一月二十五日，廣東（似為筆誤，應該是福建）國民政府財經委員會何玉書主席饋洋一千元，以為蔡先生贐金，第二天蔡氏命乃驥先生璧還饋洋五百元，何君堅不受，乃驥先生又持回”。 這裏的乃驥，就是勵乃驥（1897—1969），字善湛，號德人，出生於浙江象山東溪村。早年就讀於北洋大學特別班、北京大學，後投身教育事業，歷任中學教員、浙江省教育廳視學、科員等職。1935年任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總務科長，參與抗戰期間文物南遷與保護工作。後返裏受聘為立三中學校長，提出"立德、立功、立言"校訓，影響深遠。抗戰勝利後，歷任故宮博物院南京分院院長、候補國大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從事教育工作與文物研究，著有《世界代數學》《新嘉量》《釋廢》《九章算經園田註釋》等多部學術著作。 蔡元培和馬敘倫是當時的文化名人，都是浙江人。而且蔡元培和蔣介石關係交好，支持蔣介石的北伐和清黨政策。南行時，勵乃驥先生“受蔡先生指派，上岸到長門電報局拍電報，通知何應欽指揮，蔡馬已到地點以及有關會晤事宜。二十一日上午九時，由琯頭乘小輪至福州，午後蔡馬兩先生會晤何應欽總指揮。下午五時即有東路軍指揮部派副官及兵士備汽車，迎乃驥先生等到劉家花園禁煙支處暫寓。二十二日下午六時，何為蔡馬一行洗塵，同桌八人。他們是：何應欽總指揮，戴立夫主席，蔣伯誠參謀長，張貞師長，蔡馬及乃驥先生等。筵席精潔，每進一饌，必奏軍樂，以助賓興。何總指揮面對的是前線將士浴血奮戰，正帷幄運籌，分秒必爭之際，卻放下一切為他們洗塵，足見蔡馬一行所為是與血韌干戈的軍事一樣重大。 二十六日，王雪塘隨曹萬順軍長進兵溫州，二十七日姜紹謨由指揮部委任為參議，隨何應欽入浙。姜君原被委任夏超的十八軍政治部主任，因夏失敗，姜也未到任，故受北伐軍之遣，隨蔡馬兩先生。蔡馬先生一行，自一月二十日入閩至二月十八日離廈門回浙，在福建二十九天，奔波福州、馬尾、泉州、樟州等地，一路上受到人民的歡迎和有關人員的資助”。在北伐戰事仍緊的時候，何應欽等主官聽聞蔡馬兩先生到來，都十分重視，設宴款待。至於當時任福建臨時政府經濟委員會主任的何玉書，自然也是撥出銀兩表示對社會名流的敬意。有趣的是，蔡元培雖然貴為社會賢達著名學人，卻也懂得人情世故，要求乃驥先生回贈五百元。更加難能可貴的是，“何君堅不受，乃驥先生又持回”，也算是一段佳話。 （原文和圖片刊發在：https://zhuanlan.zhihu.com/p/1944785687321743481）

官僚何玉書的多彩人生

何玉書故去，給歷史留下的背影，是一個負笈東洋的留學生，北京學運領袖，黃埔軍校政治教官和民國江蘇專業官僚的形象。在這幅官樣面孔外，何玉書其實還是個極具才情的戲劇愛好者，攝影愛好者，和武術愛好者。 何玉書1919年從日本返國赴北京就學後，不僅積極從事學生運動，課餘還對當時新興的話劇演出產生了濃烈的興趣。據史料記載，何玉書與中國現代話劇先驅人物陳大悲，一起創建了中國話劇史上有名的“北京實驗劇社”。 陳大悲（1887年6月15日—1944年8月12日），別名陳聽奕（陳聽彝），清末民初的劇作家和戲劇理論家。在戲劇理論著作《愛美的戲劇》中，提出了「愛美（Amateur）的戲劇」這一「不受資本家操縱，不受座資的支配」的非職業化戲劇運動。 1911年，因為戲劇演出活動被家人反對，陳大悲與父母斷絕關係，回到了上海，加入了文明戲班進化團，成為春柳社的重要成員。春柳社就是李叔同等在日本創辦的藝術團體。春柳社解散後，陳大悲來到北京，開始在報紙上撰文提倡「愛美劇」這一概念。 1921年，陳大悲在北京同沈雁冰、歐陽予倩等十三人組建了民眾戲劇社，創辦了五四運動後最早的戲劇刊物《戲劇》。1922年，陳大悲與蒲伯英共同創辦了北京人藝戲劇專門學校，並親自出任教務長。1928年，陳大悲在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亞洲司任職。1935年，陳大悲出任上海劇院樂劇研究所副所長，次年他在南京創辦了新華劇社。1940年，陳大悲開始在汪精衛政權的外交部任職。 據《北京大學日刊》，1921年3月，北京名為“實驗劇社”的愛美戲劇團體成立。北京實驗劇社的社員有李健吾、陳晴臯、封至模、何玉書、邵商隱等。劇社提倡、實踐愛美戲。陳大悲組織了北京實驗戲劇社，開始提出「愛美的戲劇」這一口號，推崇非職業化的戲劇演出。《北京大學日刊》973號(民國11年3月4日) 北京學界戲劇同志社草章：“宗旨以研究與實行的精神，提高戲劇的藝術為宗旨 社員凡北京學界對於戲劇底藝術，具有研究與實行的精神，均有為社員的資格 職務研究創造中國未來的戲劇與介紹世界高尚底戲劇”。 現代話劇起源西洋，後傳至日本。相對於傳統戲曲，話劇當時是一個全新的藝術形式。因其內容結合現實，形式現代新潮，受到思想前衛大學生的推崇。加之當年反帝反封建的社會思潮湧動，話劇也成為宣傳政治觀念，啟蒙民眾的藝術方式。何玉書作為時代弄潮兒，自然不會缺席這一時髦而有趣的社會藝術實踐。實驗劇社當時演出的話劇，都為大悲自編自導自演，如《幽蘭女士》、《英雄與美人》、《良心》等。演員大都為清華大學、北京高師、北京女高師的學生，另外各埠各校都曾表演過大悲的劇本。 在《英雄與美人》，何玉書扮演了“王建人”角色。在當年的劇照中，何玉書位於最右。 國聞畫報第十七期，也刊登過張篷舟所攝的“何玉書表演雙簧之姿態“，可見登台表演曾經是何玉書的一個嗜好。 1927年11月3號的《金剛鑽》曾登載《舞台上之何玉書》，謂其不僅出演《英雄與美人》，還在《幽蘭女士》第四幕出演“汪裁縫”，並在《良心》等劇中扮演重要角色，對他的演技大加讚賞。 說到張篷舟，則不能不提及到當年在中國攝影界名聞遐邇的美社。張篷舟後來以《大公報》記者和薛濤研究者著稱。他早年的職業生涯是民國政府職員，也是著名攝影愛好者。 張篷舟原名張映璧，生於一九○四年，是1930-1940年代《大公報》的名記者和編輯，在抗日戰爭的硝煙中，在香港和大後方時期，他都寫過出色的報導。 現在為人熟知的“為人民服務”五個大字，就是張篷舟當年請毛澤東題寫的。1945年8月，毛澤東從延安飛抵重慶，率中共代表團參加國共談判。9月20日，《大公報》總經理胡政之以個人名義發出邀請，在李子壩大公報館設宴迎毛澤東和中共代表團。外勤記者張篷舟抓住這一難得的機會，提出了讓毛澤東為報館職工題詞的請求。毛澤東當場題寫了“為人民服務”五個大字。 在去大公報工作前，張篷舟是江蘇省農工廳的職員，也是廳長何玉書的部下。1933年，顧祝同裁撤江蘇省實業廳後，張蓬舟先在《新江蘇報》工作，後在南京蒙藏學校教書三年，1936年又轉到《大公報》上海館當記者。而當年蒙藏學校的主任，就是何玉書。可見，張篷舟追隨何玉書多年，兩人應該非常熟悉。當年所有報刊刊載的何玉書活動照片，包括何玉書家人的照片，多為張篷舟所攝。當時，張篷舟幾乎包辦了何玉書所有的攝影事務，有人說他是何玉書的專職攝影師，倒也名副其實。何玉書當年經常見諸報端，與媒體保持良好關係，也與張篷舟牽線搭橋不無關係。 攝影在當年，是花費很大的一項愛好，非財力豐裕者難以維持。1928年秋，身爲農工廳職員的攝影愛好者，與金滿成、王崢嶸等商議成立南京美社，以“聯絡美的攝影同嗜，擴大美的攝影運動”為宗旨，社址暫設南京大石壩街133號（張蓬舟的住處）。儘管同時期也有北京光社、廣州景社、上海華社、天津北洋四個攝影團體在國內較為活躍，但是南京美社因其處於首都，並且吸納了當時的黨政軍要人加入，故而獨樹一幟。 南京美社部分成員合影 1928年12月25日至27日，南京美社在南京通俗教育館舉辦了第一回照片展覽會，展出160多幅作品。第一回影展開展第二天，軍政部長何應欽偕同夫人王文湘來到展會參觀，後來何應欽也申請加入了南京美社。據史料記載，南京美社是當年黨政軍要人加入最多的攝影團體，如民國政府警衛師師長馮軼裴，軍政部長何應欽，農工廳長何玉書，國民黨中監委褚民誼，新編第三路軍總指揮部政治部主任冷欣等要人。南京美社從成立到抗戰勝利共吸納78名社員。 何玉書也在美社刊物和報刊發表了多幅作品。 旅居新西蘭的作家周素子，曾經拜訪過晚年的張篷舟：“一九八五年夏，我因公上北京約稿。在京期間，他約我們於北京西城一家西餐館同進晚餐，我與陳朗同往。其時張老已過八十高齡，但仍面目清朗，身材挺拔，風度從容。他吸雪茄，吃西餐，是一個洋派老人。他平時即在這家西餐館包餐（每日吃一頓晚飯）。這家餐館深知他習性，不容分付，即先為送上飲料。他為我倆點好食品後，自己則是一盆面條，上蓋以生切之黃瓜絲、西紅柿片。見他細嚼慢咽，還悠然吸著雪茄。當他得知我們朝內團結湖家裏還有老母及兩個女兒時，表示很遺憾未邀同食，即請餐館另備三份精美食品饋贈，囑帶回家。感情細致如此”。由此也可見當年的張篷舟是何等才情橫溢，風流倜儻。 何玉書在演戲和攝影外，還喜歡武術，並經常習拳強身健體。因喜好武術的緣故，也與一些武術界名師和團體有過交往。 何玉書何時開始習拳，已經不可考。根據史料記載，他與民國武術愛好者褚民誼交往密切。公共衛生洋博士出身的褚民誼，不僅是武術和太極拳高手，還發明了很多武術鍛鍊器械，幫助練習者。 據民國報紙1928年4月25日報導：何玉書一大早在辦公室內練拳，不小心碰到窗玻璃，破碎的玻璃割傷左臂，送南京鼓樓醫院治療無效，特意請假一週，攜夫人赴上海治療。何玉書到上海後，住在靜安寺路鳴玉坊122號一位叫胡蝶雲的友人家中，經其西醫友人陸君的醫治始紅腫消退，但是傷口非旬日不得痊癒。可見，何玉書有清晨練拳的習慣，而這次意外事故儘管傷臂不輕，但是有幸被記錄下來，後人才得知他還有這一愛好。 據史料：1928年，江蘇省政府諸委員發出《關於成立江蘇省國術館的倡議書》，民國17年6月1日省政府函聘張之江、李景林、何玉書、張乃燕、陳和銑、茅祖權、鄭佐平、王子平、王 潤生、孫銘、李錦文、金淑黃、鈕永建為江蘇省國術分館董事，籌備館務進行事宜。1928年6月27日，江蘇省政府委員會第76次會議修正通過《江蘇省國術 研究分館章章程》，並對人事作了安排。6月29日開第一次董事會通過章程和組織法。7月1日籌備完成。在這一天宣布正式成立江蘇省國術館。地點設在南京道署街江蘇水陸公安管理處舊處。 董事長：鈕永建（兼），董事有陳和銑、張之江、何玉書、茅祖權、張乃燕、孫少江。南京太極掌門名拳師孫祿堂，就任江蘇省國術館的教務主任。 民國時期的江蘇省國術館是繼南京中央國術館後，成立最早影響最大的國術館。演練國術，也與當時政府號召弘揚傳統，強身健體的精神政策相一致，得到從政府到民間的普遍支持。 何玉書曾經為江蘇國術館鎮江分館舉行畢業考試典禮攝影，也為孫祿堂和另一位少林門大師金佳福（報紙誤作金嘉福）拍下了照片，並刊諸報紙。 不僅如此，何玉書還為金佳福和金一明合作的《少林拳圖解》題詞“少室闡微”。可見，何玉書不僅自己練拳，還積極參與支持武術活動，是個十足的武術愛好者。 據何玉書家人回憶，何玉書在南京和鎮江工作時期，經常乘車攜家人赴上海度週末。他在上海的主要消遣方式是聽戲，觀影和打麻將。另外習字讀帖和觀摩書法，也是何玉書長年不輟的愛好。 從目前可搜集到的史料，可以看出當年的何玉書在官僚面孔之外，還是個戲劇，攝影和武術以及書法的愛好者。民國時期的何玉書，可謂多才多藝，生活極其豐富多彩。 （原文和圖片刊發在：https://www.zhihu.com/people/56-84-88-42-38）

王昆侖與何玉書的交集

王崑崙（1902年8月1日—1985年8月23日), 原名王汝虞，字魯瞻, 男, 江蘇無錫人,生於直隸定縣, 紅學家, 詩人,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人物, 原副國級領導人。中國國民黨黨員，1933年起中國共產黨秘密黨員，中國民主革命同盟、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的創建者之一，曾任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委員會主席。 王昆侖之所以有名，不只是1949後出任高官，也不是身陷囹圄後，因顧毓琇回國參訪受到周恩來接見，被釋放出獄。更不是因他的紅學造詣，以中國最早馬克思主義評論《紅樓夢》的專家之一聞名於世。 王昆侖早在民國時期就是個風雲人物，在國民黨內因他是孫中山直接介紹入黨的青年黨員，而聲名鵲起。王昆侖不僅在學生時代就加入了國民黨，而且還是國民黨右翼西山會議派和太子派孫科的骨幹成員，主張清黨反共。 王昆侖出身江蘇無錫名門大家。王崑崙的祖父王忠蔭，清朝官居三品；父親王鏡明（字心如）。1902年8月1日，王崑崙生於直隸省定縣。1912年隨母親及姐姐王蘭、弟弟王崢嶸、妹妹王素、王楓來到北京，與父親團聚。1913年，自北京新開路小學畢業，升入正志中學，兩年後轉入北京四中。1917年，王崑崙自北京四中畢業，考入北京大學預科（官費），學業期滿之後，1918年升入北京大學中文系。同年，被北京大學一年級全體同學選舉為一年級學生會主席。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身為北京大學一年級學生會主席的王崑崙率學生上街參加了天安門廣場的抗議，並帶頭參加火燒趙家樓。父親宣布與王崑崙脫離父子關係。1921年，王崑崙參加了支持教授索薪運動。 據史料記載： “北京⼤學學⽣王昆侖 、傅汝霖、鐘天⼼、陳君樸，譚克敏等於1922年春組織的標榜民治主義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社團，曾創辦《民⽣》周刊。 ” 何玉書1919年從日本歸國入北京法政專門學校，也是1921教授索薪運動的學生聯合會領袖之一。另據何玉書人事檔案，何玉書自述1922年於北京民生週刊社加入國民黨，介紹人是國民黨西山會議派元佬謝持與徐堪。由此可見，何玉書最晚不遲於1922年就認識了王昆侖，而且還是王昆侖創辦的民生週刊的常客，並在民生週刊加入了國民黨。這也符合王昆侖在上海兩次面見孫中山，接受孫中山指令，在北京發展組織的史實。 1924年10月，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後來電邀孫中山來北京議政。孫中山接受邀請，發表《北上宣言》，於1924年末到北京。在北京，孫中山組織臨時辦公室，王崑崙成為其身邊工作人員。1925年孫中山在北京病逝，出殯時，王崑崙主動當警衛，並步行至香山為孫中山守靈。此後，王崑崙成為西山會議派的主要成員之一和代言人，經常在報刊撰文。 三一八慘案後，王崑崙倖免於難，但遭北洋政府通緝，乃赴潮州。 在王朝柱所著《王昆侖》一書中有如下記載：“按照古訓的教導，投軍或者是升官——乃至於辦事都是要⾛門⼦的。像王昆侖這樣有著傲骨的讀書⼈既不會做向蔣介⽯⾃ 薦的當代⽑遂 ，也決不會像個沒頭的蒼蠅⼀樣亂飛亂撞。他思之良久，忽然想到了昔日就讀北京國⽴法政專門學校的何⽟書，他此時正在潮州，供職於黃埔軍校潮州分校的政治部主任。再者，掌握潮汕⼀帶⽣殺⼤權的不是蔣介⽯，⽽是何應欽。⽽何雖然隸屬蔣記軍事集團，但他在國民黨中素有“武⽢草”之稱謂，在此⼈屬下供職或許少些獨裁，多些寬松。遂決定南下潮州”。“王昆侖一行在上海稍事逗留，他又偕範映霞水陸兼程，直驅潮州，見到久違的何玉書，旋即又直奔何應欽設在東年的司令部，在何玉書的引薦下，又見到了時任黃埔軍校潮州分校校長、國民革命軍第一軍軍長的何應欽”。“王昆侖在潮州分校的生活是比較愜意的。從所謂革命事業上說，他官居總務科長兼政治教官，授中校軍階。他不僅是《潮潮》周刊的主編，而且政治部主任何玉書不在時，他還行使主任之權，名日負總責” 經王昆侖介紹，曾任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潮州分校《潮潮周刊》主編的吳醒耶有回憶：“1926年夏秋間，我因不安於在浙江軍閥孫傳芳統治下的苦悶生活，即由於昆侖的同情理解而栢遨，揮淚別去新婚不久的妻子……從上海去汕頭……何應欽為第一軍軍長，其軍部駐在汕頭，他又兼任“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潮州分校”的校長。該校政治部主任也由第一軍政治部主任何夢麟（字玉書）兼任，昆侖任秘書，也係該校政治部的實際負責人，他兼任政治教官，該校出版的唯一的刊物為《潮潮》周刊，也原由他掌握，我到潮州後，他便把周刊的主編責任交給了我。這期間，昆侖的原配夫人範映霞也同在政治部任職。我們是親如兄嫂，可說是公、私雜事無所不談的……這些情況正可以說……昆侖是第一個扶攜我走上革命的引路人。” 王朝柱所著《王昆侖》一書中還記載：“王昆侖終於盼來了隨軍北伐的戰機，但是令他失望的是 ，政治部主任何⽟書隨軍出征，他留守潮州代⾏政治部主任之責。對此，就連他的新部屬——⼼愛的 情⼈範映霞也難以說服了。胡漢民認為王昆侖是可造就的且又有發展的所謂⾰命青年，在此亂世之中，⾃認為就要⼀統黨國的胡漢民⼗分需要像王昆侖這樣的⼈才，因此，他說了如下這句史有所記的話：“不要去上海了，留在南京，先在中央黨部掛著職 。” “王昆侖一直主張清黨分共的。但是，他這位書生氣很足的右派青年——且剛剛來到上海， 尚不清楚北伐總司令蔣介石是釆取何等手段“清黨”分共的。他從蔡元培等元老的口中探得了國民黨下一步的行動計劃，遂決定找老相識何玉書要求工作。時下，何玉書已經決定不再擔任何應欽的政治部主任，很快就要出任江蘇省農工廳廳長 。但他依然住在東路軍政治部主任的辦公處，他問明王昆侖的所求之後，當即給陳群要通了電話。陳群，福建閩侯人，早年留學日本，攻讀法學，後投機革命，一向隨侍孫中山先生身邊。國共合作之後，他出任國民黨上海政治分會委員。不久，他繼任東路軍總指揮部 政治部主任之職，隨軍進駐上海以後，又出任上海警備總司令部軍法處處長。自然這是對付中共的“。 關於這次會面，王昆侖多年之後親筆寫下了這份材料：”到上海的當晚，我去看何玉書，他給我介紹陳群，說明要我推薦政治工作人給他(陳群)，以應當時急迫需要，我就答應了，約好以後當面再聽他說明具體要求。何又向陳說，請他替我隨時打電報給前方的何應欽聯系。我去找陳群，首先他急要的是海軍司令部新成立，政治部要我去擔任秘書長，我介紹了高嶽生去。他又說有些單位如海軍工會、消防總隊的政治指導員——中共黨員跑了，急需人去補充。我以後問了原在二海的右派給推薦了兩個人去”。 王昆侖遵命留在了南京，但他依然不願參加⾃認為醜惡的派系之爭。也就是在這期間，他想到⾃⼰和範映霞雖已成為事實的夫妻，但因 所謂⾰命的原因，至今未舉⾏結婚典禮。他和範經過籌備，遂在南京補辦了⼀次儀禮隆重的結婚儀式。 據史料記載：出席這場1927年於南京舉辦的婚禮嘉賓有吳稚暉，何玉書，何應欽及太太王文湘。 1933年，王昆侖秘密加入中共地下黨，完成了從國民黨右派骨幹到中共黨員的歷史性轉變，登上了日後平步青雲的第一階台階。 1973年8月29日晚10點，顧毓琇在周培源夫婦及廖承志夫婦的陪同下，見到了剛開完中共十大的周恩來。顧毓琇在會談中提及表兄王昆侖，周表示愧疚自己太忙不及過問。1975年3月王昆侖恢復自由。 晚年王昆侖東山再起，而何玉書已經天人永隔。 從北京街頭激情相遇，又民生週刊朝夕相處，到結為信念一致的黨人，再共赴前線投身北伐革命，王昆侖何玉書於江湖和官場中相知相識。1949後，王昆侖高官厚祿，何玉書淡泊隱身。在翻天覆地的大潮中，革命政權疏而不漏，南北兩位舊時代弄潮兒，可謂殊途同歸：一個羈絆秦城監獄，一位棲身提籃橋牢房。 革命巨獸吞噬自己的兒女，用血海滋養虛幻的信念，以至永生不朽。 另值得一記，“1958年, 在「除四害」運動中，北京市副市長王崑崙兼任「首都圍剿麻雀總指揮部」總指揮，對北京市全市的麻雀進行圍剿消滅，其間，1958年4月19日至21日，三天突擊殲滅麻雀，4月19日凌晨5時，劉少奇親臨北京市督導，在8700平方公里北京市內，300萬群眾用三天時間捕滅麻雀401,160隻”。 （原文和圖片刊發在：https://zhuanlan.zhihu.com/p/1959950991697870877）

何玉書為樓其香夫婦七十大壽撰祝壽帖（1941辛已年）

樓其香，疑似為西泠印社樓辛壺之父。 樓辛壺(1880-1950)，名邨，字肖嵩，號新吾，亦號辛壺，又號玄根，浙江縉雲人，僑居上海，善治印，較早加入西泠印社，樓辛壺和吳昌碩交誼特厚，他的篆刻受吳氏的指導。《西泠印社志稿》曰：“樓邨，縉雲人，游杭，愛西湖之勝，遂家焉。善畫山水，能詩工書、篆刻宗秦漢。”曾任上海美專中國藝專教授。

何玉書的“無罪”判決書

1987年，是何玉書死後的第22年。何玉書親屬終於等來了撤銷判決的通知書。 何玉書因反革命案，於1954年8月23日，被“中國人民解放軍上海市軍事管制委員會軍法處”，以“滬軍法判（54）市字第3291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10年”。 二十二年後，何玉書家屬堅持上訴要求重新核查當年判決，經“閘北區人民法院檢查發現原判不當，報請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審核”。 “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依法組成合議庭，經審查：原審在認定事實與適用法律上均屬不當。為此，特裁定如下：一，撤銷”中國人民解放軍上海市軍事管制委員會軍法處滬軍法判（54）市字第3291號判決；二，本案發交上海市閘北區人民法院再審。（1986年6月25日）。 一年後，上海市“閘北區人民法院”於1987年4月22日組成合議庭，再審了“何玉書反革命一案”。“現查明，何玉書在解放前先後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政治部主任，國民黨江蘇省實業廳廳長，田糧處長，國民黨上海市政府參議等職。解放後，已登記交代。又查，何玉書在解放初期與陳羽新等人一起傳播小道消息，無反革命目的，不構成犯罪。據此，特判決如下：對何玉書宣告無罪。 輕描淡寫的一句：對何玉書宣告無罪。而何玉書此時已經離世22年，受盡磨難，屍骨無存。 何玉書1953年10月13日因陳梅魂（陳羽新）案牽連被捕，先關押在上海市公安局閘北區分局，後因被懷疑為何不隨國民黨撤退台灣，有敵特嫌疑，而與同案四人被轉移，關押在審訊重案犯的車站路第一看守所。在車站路第一看守所，何玉書被嚴酷審訊，終因沒有實據能證實是潛伏大陸的敵特人員，而只有前政府高級官員的所謂歷史問題，而草草以所謂傳播小道消息的“反革命罪行”被判處10年有期徒刑。 一個前北京學運領袖人物，一個北伐老革命，一個為民生福祉實業振興和發展教育，勤力工作大半輩子，一個遞交投名狀，只為在新政權下謀得一席安生之地的前政府高級官員，終於被滾滾的革命洪流吞噬，死如賤民。 二十二年前的錯判，一條老命，換來的只是薄薄一頁“宣告無罪”。沒有追責，沒有賠償，沒有祭悼，沒有安撫，如煙如塵。 當年的判決書是滬軍法判（54）市字第3291號，其時1954年8月。 何玉書案只是上海1954年1月至8月宣判的第3291號案件。

（原文和圖片刊發在：https://zhuanlan.zhihu.com/p/19563079054364269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