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中正電何應欽“何玉書仍為第一軍政治部主任“電文錄底

何玉書免貴州省政府委員另有任用

《華北日報》1929年6月27日《蘇省農事調查統計》

何玉書為何贈金1000元予蔡元培？

據勵大立《德人從征》一文記載，蔡元培，馬敘倫為避禍孫傳芳，及支持蔣介石北伐和清黨計畫，曾赴廣東福建。“蔡馬先生一行，自一月二十日入閩至二月十八日離廈門回浙，在福建二十九天，奔波福州、馬尾、泉州、樟州等地，一路上受到人民的歡迎和有關人員的資助。自一月九日寧波發身轉象山至福州，為時半月余，所需亦巨，開支較大。一月二十五日，廣東（似為筆誤，應該是福建）國民政府財經委員會何玉書主席饋洋一千元，以為蔡先生贐金，第二天蔡氏命乃驥先生璧還饋洋五百元，何君堅不受，乃驥先生又持回”。 這裏的乃驥，就是勵乃驥（1897—1969），字善湛，號德人，出生於浙江象山東溪村。早年就讀於北洋大學特別班、北京大學，後投身教育事業，歷任中學教員、浙江省教育廳視學、科員等職。1935年任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總務科長，參與抗戰期間文物南遷與保護工作。後返裏受聘為立三中學校長，提出"立德、立功、立言"校訓，影響深遠。抗戰勝利後，歷任故宮博物院南京分院院長、候補國大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從事教育工作與文物研究，著有《世界代數學》《新嘉量》《釋廢》《九章算經園田註釋》等多部學術著作。 蔡元培和馬敘倫是當時的文化名人，都是浙江人。而且蔡元培和蔣介石關係交好，支持蔣介石的北伐和清黨政策。南行時，勵乃驥先生“受蔡先生指派，上岸到長門電報局拍電報，通知何應欽指揮，蔡馬已到地點以及有關會晤事宜。二十一日上午九時，由琯頭乘小輪至福州，午後蔡馬兩先生會晤何應欽總指揮。下午五時即有東路軍指揮部派副官及兵士備汽車，迎乃驥先生等到劉家花園禁煙支處暫寓。二十二日下午六時，何為蔡馬一行洗塵，同桌八人。他們是：何應欽總指揮，戴立夫主席，蔣伯誠參謀長，張貞師長，蔡馬及乃驥先生等。筵席精潔，每進一饌，必奏軍樂，以助賓興。何總指揮面對的是前線將士浴血奮戰，正帷幄運籌，分秒必爭之際，卻放下一切為他們洗塵，足見蔡馬一行所為是與血韌干戈的軍事一樣重大。 二十六日，王雪塘隨曹萬順軍長進兵溫州，二十七日姜紹謨由指揮部委任為參議，隨何應欽入浙。姜君原被委任夏超的十八軍政治部主任，因夏失敗，姜也未到任，故受北伐軍之遣，隨蔡馬兩先生。蔡馬先生一行，自一月二十日入閩至二月十八日離廈門回浙，在福建二十九天，奔波福州、馬尾、泉州、樟州等地，一路上受到人民的歡迎和有關人員的資助”。在北伐戰事仍緊的時候，何應欽等主官聽聞蔡馬兩先生到來，都十分重視，設宴款待。至於當時任福建臨時政府經濟委員會主任的何玉書，自然也是撥出銀兩表示對社會名流的敬意。有趣的是，蔡元培雖然貴為社會賢達著名學人，卻也懂得人情世故，要求乃驥先生回贈五百元。更加難能可貴的是，“何君堅不受，乃驥先生又持回”，也算是一段佳話。 （原文和圖片刊發在：https://zhuanlan.zhihu.com/p/1944785687321743481）

官僚何玉書的多彩人生

何玉書故去，給歷史留下的背影，是一個負笈東洋的留學生，北京學運領袖，黃埔軍校政治教官和民國江蘇專業官僚的形象。在這幅官樣面孔外，何玉書其實還是個極具才情的戲劇愛好者，攝影愛好者，和武術愛好者。 何玉書1919年從日本返國赴北京就學後，不僅積極從事學生運動，課餘還對當時新興的話劇演出產生了濃烈的興趣。據史料記載，何玉書與中國現代話劇先驅人物陳大悲，一起創建了中國話劇史上有名的“北京實驗劇社”。 陳大悲（1887年6月15日—1944年8月12日），別名陳聽奕（陳聽彝），清末民初的劇作家和戲劇理論家。在戲劇理論著作《愛美的戲劇》中，提出了「愛美（Amateur）的戲劇」這一「不受資本家操縱，不受座資的支配」的非職業化戲劇運動。 1911年，因為戲劇演出活動被家人反對，陳大悲與父母斷絕關係，回到了上海，加入了文明戲班進化團，成為春柳社的重要成員。春柳社就是李叔同等在日本創辦的藝術團體。春柳社解散後，陳大悲來到北京，開始在報紙上撰文提倡「愛美劇」這一概念。 1921年，陳大悲在北京同沈雁冰、歐陽予倩等十三人組建了民眾戲劇社，創辦了五四運動後最早的戲劇刊物《戲劇》。1922年，陳大悲與蒲伯英共同創辦了北京人藝戲劇專門學校，並親自出任教務長。1928年，陳大悲在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亞洲司任職。1935年，陳大悲出任上海劇院樂劇研究所副所長，次年他在南京創辦了新華劇社。1940年，陳大悲開始在汪精衛政權的外交部任職。 據《北京大學日刊》，1921年3月，北京名為“實驗劇社”的愛美戲劇團體成立。北京實驗劇社的社員有李健吾、陳晴臯、封至模、何玉書、邵商隱等。劇社提倡、實踐愛美戲。陳大悲組織了北京實驗戲劇社，開始提出「愛美的戲劇」這一口號，推崇非職業化的戲劇演出。《北京大學日刊》973號(民國11年3月4日) 北京學界戲劇同志社草章：“宗旨以研究與實行的精神，提高戲劇的藝術為宗旨 社員凡北京學界對於戲劇底藝術，具有研究與實行的精神，均有為社員的資格 職務研究創造中國未來的戲劇與介紹世界高尚底戲劇”。 現代話劇起源西洋，後傳至日本。相對於傳統戲曲，話劇當時是一個全新的藝術形式。因其內容結合現實，形式現代新潮，受到思想前衛大學生的推崇。加之當年反帝反封建的社會思潮湧動，話劇也成為宣傳政治觀念，啟蒙民眾的藝術方式。何玉書作為時代弄潮兒，自然不會缺席這一時髦而有趣的社會藝術實踐。實驗劇社當時演出的話劇，都為大悲自編自導自演，如《幽蘭女士》、《英雄與美人》、《良心》等。演員大都為清華大學、北京高師、北京女高師的學生，另外各埠各校都曾表演過大悲的劇本。 在《英雄與美人》，何玉書扮演了“王建人”角色。在當年的劇照中，何玉書位於最右。 國聞畫報第十七期，也刊登過張篷舟所攝的“何玉書表演雙簧之姿態“，可見登台表演曾經是何玉書的一個嗜好。 1927年11月3號的《金剛鑽》曾登載《舞台上之何玉書》，謂其不僅出演《英雄與美人》，還在《幽蘭女士》第四幕出演“汪裁縫”，並在《良心》等劇中扮演重要角色，對他的演技大加讚賞。 說到張篷舟，則不能不提及到當年在中國攝影界名聞遐邇的美社。張篷舟後來以《大公報》記者和薛濤研究者著稱。他早年的職業生涯是民國政府職員，也是著名攝影愛好者。 張篷舟原名張映璧，生於一九○四年，是1930-1940年代《大公報》的名記者和編輯，在抗日戰爭的硝煙中，在香港和大後方時期，他都寫過出色的報導。 現在為人熟知的“為人民服務”五個大字，就是張篷舟當年請毛澤東題寫的。1945年8月，毛澤東從延安飛抵重慶，率中共代表團參加國共談判。9月20日，《大公報》總經理胡政之以個人名義發出邀請，在李子壩大公報館設宴迎毛澤東和中共代表團。外勤記者張篷舟抓住這一難得的機會，提出了讓毛澤東為報館職工題詞的請求。毛澤東當場題寫了“為人民服務”五個大字。 在去大公報工作前，張篷舟是江蘇省農工廳的職員，也是廳長何玉書的部下。1933年，顧祝同裁撤江蘇省實業廳後，張蓬舟先在《新江蘇報》工作，後在南京蒙藏學校教書三年，1936年又轉到《大公報》上海館當記者。而當年蒙藏學校的主任，就是何玉書。可見，張篷舟追隨何玉書多年，兩人應該非常熟悉。當年所有報刊刊載的何玉書活動照片，包括何玉書家人的照片，多為張篷舟所攝。當時，張篷舟幾乎包辦了何玉書所有的攝影事務，有人說他是何玉書的專職攝影師，倒也名副其實。何玉書當年經常見諸報端，與媒體保持良好關係，也與張篷舟牽線搭橋不無關係。 攝影在當年，是花費很大的一項愛好，非財力豐裕者難以維持。1928年秋，身爲農工廳職員的攝影愛好者，與金滿成、王崢嶸等商議成立南京美社，以“聯絡美的攝影同嗜，擴大美的攝影運動”為宗旨，社址暫設南京大石壩街133號（張蓬舟的住處）。儘管同時期也有北京光社、廣州景社、上海華社、天津北洋四個攝影團體在國內較為活躍，但是南京美社因其處於首都，並且吸納了當時的黨政軍要人加入，故而獨樹一幟。 南京美社部分成員合影 1928年12月25日至27日，南京美社在南京通俗教育館舉辦了第一回照片展覽會，展出160多幅作品。第一回影展開展第二天，軍政部長何應欽偕同夫人王文湘來到展會參觀，後來何應欽也申請加入了南京美社。據史料記載，南京美社是當年黨政軍要人加入最多的攝影團體，如民國政府警衛師師長馮軼裴，軍政部長何應欽，農工廳長何玉書，國民黨中監委褚民誼，新編第三路軍總指揮部政治部主任冷欣等要人。南京美社從成立到抗戰勝利共吸納78名社員。 何玉書也在美社刊物和報刊發表了多幅作品。 旅居新西蘭的作家周素子，曾經拜訪過晚年的張篷舟：“一九八五年夏，我因公上北京約稿。在京期間，他約我們於北京西城一家西餐館同進晚餐，我與陳朗同往。其時張老已過八十高齡，但仍面目清朗，身材挺拔，風度從容。他吸雪茄，吃西餐，是一個洋派老人。他平時即在這家西餐館包餐（每日吃一頓晚飯）。這家餐館深知他習性，不容分付，即先為送上飲料。他為我倆點好食品後，自己則是一盆面條，上蓋以生切之黃瓜絲、西紅柿片。見他細嚼慢咽，還悠然吸著雪茄。當他得知我們朝內團結湖家裏還有老母及兩個女兒時，表示很遺憾未邀同食，即請餐館另備三份精美食品饋贈，囑帶回家。感情細致如此”。由此也可見當年的張篷舟是何等才情橫溢，風流倜儻。 何玉書在演戲和攝影外，還喜歡武術，並經常習拳強身健體。因喜好武術的緣故，也與一些武術界名師和團體有過交往。 何玉書何時開始習拳，已經不可考。根據史料記載，他與民國武術愛好者褚民誼交往密切。公共衛生洋博士出身的褚民誼，不僅是武術和太極拳高手，還發明了很多武術鍛鍊器械，幫助練習者。 據民國報紙1928年4月25日報導：何玉書一大早在辦公室內練拳，不小心碰到窗玻璃，破碎的玻璃割傷左臂，送南京鼓樓醫院治療無效，特意請假一週，攜夫人赴上海治療。何玉書到上海後，住在靜安寺路鳴玉坊122號一位叫胡蝶雲的友人家中，經其西醫友人陸君的醫治始紅腫消退，但是傷口非旬日不得痊癒。可見，何玉書有清晨練拳的習慣，而這次意外事故儘管傷臂不輕，但是有幸被記錄下來，後人才得知他還有這一愛好。 據史料：1928年，江蘇省政府諸委員發出《關於成立江蘇省國術館的倡議書》，民國17年6月1日省政府函聘張之江、李景林、何玉書、張乃燕、陳和銑、茅祖權、鄭佐平、王子平、王 潤生、孫銘、李錦文、金淑黃、鈕永建為江蘇省國術分館董事，籌備館務進行事宜。1928年6月27日，江蘇省政府委員會第76次會議修正通過《江蘇省國術 研究分館章章程》，並對人事作了安排。6月29日開第一次董事會通過章程和組織法。7月1日籌備完成。在這一天宣布正式成立江蘇省國術館。地點設在南京道署街江蘇水陸公安管理處舊處。 董事長：鈕永建（兼），董事有陳和銑、張之江、何玉書、茅祖權、張乃燕、孫少江。南京太極掌門名拳師孫祿堂，就任江蘇省國術館的教務主任。 民國時期的江蘇省國術館是繼南京中央國術館後，成立最早影響最大的國術館。演練國術，也與當時政府號召弘揚傳統，強身健體的精神政策相一致，得到從政府到民間的普遍支持。 何玉書曾經為江蘇國術館鎮江分館舉行畢業考試典禮攝影，也為孫祿堂和另一位少林門大師金佳福（報紙誤作金嘉福）拍下了照片，並刊諸報紙。 不僅如此，何玉書還為金佳福和金一明合作的《少林拳圖解》題詞“少室闡微”。可見，何玉書不僅自己練拳，還積極參與支持武術活動，是個十足的武術愛好者。 據何玉書家人回憶，何玉書在南京和鎮江工作時期，經常乘車攜家人赴上海度週末。他在上海的主要消遣方式是聽戲，觀影和打麻將。另外習字讀帖和觀摩書法，也是何玉書長年不輟的愛好。 從目前可搜集到的史料，可以看出當年的何玉書在官僚面孔之外，還是個戲劇，攝影和武術以及書法的愛好者。民國時期的何玉書，可謂多才多藝，生活極其豐富多彩。 （原文和圖片刊發在：https://www.zhihu.com/people/56-84-88-42-38）

王昆侖與何玉書的交集

王崑崙（1902年8月1日—1985年8月23日), 原名王汝虞，字魯瞻, 男, 江蘇無錫人,生於直隸定縣, 紅學家, 詩人,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人物, 原副國級領導人。中國國民黨黨員，1933年起中國共產黨秘密黨員，中國民主革命同盟、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的創建者之一，曾任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委員會主席。 王昆侖之所以有名，不只是1949後出任高官，也不是身陷囹圄後，因顧毓琇回國參訪受到周恩來接見，被釋放出獄。更不是因他的紅學造詣，以中國最早馬克思主義評論《紅樓夢》的專家之一聞名於世。 王昆侖早在民國時期就是個風雲人物，在國民黨內因他是孫中山直接介紹入黨的青年黨員，而聲名鵲起。王昆侖不僅在學生時代就加入了國民黨，而且還是國民黨右翼西山會議派和太子派孫科的骨幹成員，主張清黨反共。 王昆侖出身江蘇無錫名門大家。王崑崙的祖父王忠蔭，清朝官居三品；父親王鏡明（字心如）。1902年8月1日，王崑崙生於直隸省定縣。1912年隨母親及姐姐王蘭、弟弟王崢嶸、妹妹王素、王楓來到北京，與父親團聚。1913年，自北京新開路小學畢業，升入正志中學，兩年後轉入北京四中。1917年，王崑崙自北京四中畢業，考入北京大學預科（官費），學業期滿之後，1918年升入北京大學中文系。同年，被北京大學一年級全體同學選舉為一年級學生會主席。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身為北京大學一年級學生會主席的王崑崙率學生上街參加了天安門廣場的抗議，並帶頭參加火燒趙家樓。父親宣布與王崑崙脫離父子關係。1921年，王崑崙參加了支持教授索薪運動。 據史料記載： “北京⼤學學⽣王昆侖 、傅汝霖、鐘天⼼、陳君樸，譚克敏等於1922年春組織的標榜民治主義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社團，曾創辦《民⽣》周刊。 ” 何玉書1919年從日本歸國入北京法政專門學校，也是1921教授索薪運動的學生聯合會領袖之一。另據何玉書人事檔案，何玉書自述1922年於北京民生週刊社加入國民黨，介紹人是國民黨西山會議派元佬謝持與徐堪。由此可見，何玉書最晚不遲於1922年就認識了王昆侖，而且還是王昆侖創辦的民生週刊的常客，並在民生週刊加入了國民黨。這也符合王昆侖在上海兩次面見孫中山，接受孫中山指令，在北京發展組織的史實。 1924年10月，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後來電邀孫中山來北京議政。孫中山接受邀請，發表《北上宣言》，於1924年末到北京。在北京，孫中山組織臨時辦公室，王崑崙成為其身邊工作人員。1925年孫中山在北京病逝，出殯時，王崑崙主動當警衛，並步行至香山為孫中山守靈。此後，王崑崙成為西山會議派的主要成員之一和代言人，經常在報刊撰文。 三一八慘案後，王崑崙倖免於難，但遭北洋政府通緝，乃赴潮州。 在王朝柱所著《王昆侖》一書中有如下記載：“按照古訓的教導，投軍或者是升官——乃至於辦事都是要⾛門⼦的。像王昆侖這樣有著傲骨的讀書⼈既不會做向蔣介⽯⾃ 薦的當代⽑遂 ，也決不會像個沒頭的蒼蠅⼀樣亂飛亂撞。他思之良久，忽然想到了昔日就讀北京國⽴法政專門學校的何⽟書，他此時正在潮州，供職於黃埔軍校潮州分校的政治部主任。再者，掌握潮汕⼀帶⽣殺⼤權的不是蔣介⽯，⽽是何應欽。⽽何雖然隸屬蔣記軍事集團，但他在國民黨中素有“武⽢草”之稱謂，在此⼈屬下供職或許少些獨裁，多些寬松。遂決定南下潮州”。“王昆侖一行在上海稍事逗留，他又偕範映霞水陸兼程，直驅潮州，見到久違的何玉書，旋即又直奔何應欽設在東年的司令部，在何玉書的引薦下，又見到了時任黃埔軍校潮州分校校長、國民革命軍第一軍軍長的何應欽”。“王昆侖在潮州分校的生活是比較愜意的。從所謂革命事業上說，他官居總務科長兼政治教官，授中校軍階。他不僅是《潮潮》周刊的主編，而且政治部主任何玉書不在時，他還行使主任之權，名日負總責” 經王昆侖介紹，曾任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潮州分校《潮潮周刊》主編的吳醒耶有回憶：“1926年夏秋間，我因不安於在浙江軍閥孫傳芳統治下的苦悶生活，即由於昆侖的同情理解而栢遨，揮淚別去新婚不久的妻子……從上海去汕頭……何應欽為第一軍軍長，其軍部駐在汕頭，他又兼任“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潮州分校”的校長。該校政治部主任也由第一軍政治部主任何夢麟（字玉書）兼任，昆侖任秘書，也係該校政治部的實際負責人，他兼任政治教官，該校出版的唯一的刊物為《潮潮》周刊，也原由他掌握，我到潮州後，他便把周刊的主編責任交給了我。這期間，昆侖的原配夫人範映霞也同在政治部任職。我們是親如兄嫂，可說是公、私雜事無所不談的……這些情況正可以說……昆侖是第一個扶攜我走上革命的引路人。” 王朝柱所著《王昆侖》一書中還記載：“王昆侖終於盼來了隨軍北伐的戰機，但是令他失望的是 ，政治部主任何⽟書隨軍出征，他留守潮州代⾏政治部主任之責。對此，就連他的新部屬——⼼愛的 情⼈範映霞也難以說服了。胡漢民認為王昆侖是可造就的且又有發展的所謂⾰命青年，在此亂世之中，⾃認為就要⼀統黨國的胡漢民⼗分需要像王昆侖這樣的⼈才，因此，他說了如下這句史有所記的話：“不要去上海了，留在南京，先在中央黨部掛著職 。” “王昆侖一直主張清黨分共的。但是，他這位書生氣很足的右派青年——且剛剛來到上海， 尚不清楚北伐總司令蔣介石是釆取何等手段“清黨”分共的。他從蔡元培等元老的口中探得了國民黨下一步的行動計劃，遂決定找老相識何玉書要求工作。時下，何玉書已經決定不再擔任何應欽的政治部主任，很快就要出任江蘇省農工廳廳長 。但他依然住在東路軍政治部主任的辦公處，他問明王昆侖的所求之後，當即給陳群要通了電話。陳群，福建閩侯人，早年留學日本，攻讀法學，後投機革命，一向隨侍孫中山先生身邊。國共合作之後，他出任國民黨上海政治分會委員。不久，他繼任東路軍總指揮部 政治部主任之職，隨軍進駐上海以後，又出任上海警備總司令部軍法處處長。自然這是對付中共的“。 關於這次會面，王昆侖多年之後親筆寫下了這份材料：”到上海的當晚，我去看何玉書，他給我介紹陳群，說明要我推薦政治工作人給他(陳群)，以應當時急迫需要，我就答應了，約好以後當面再聽他說明具體要求。何又向陳說，請他替我隨時打電報給前方的何應欽聯系。我去找陳群，首先他急要的是海軍司令部新成立，政治部要我去擔任秘書長，我介紹了高嶽生去。他又說有些單位如海軍工會、消防總隊的政治指導員——中共黨員跑了，急需人去補充。我以後問了原在二海的右派給推薦了兩個人去”。 王昆侖遵命留在了南京，但他依然不願參加⾃認為醜惡的派系之爭。也就是在這期間，他想到⾃⼰和範映霞雖已成為事實的夫妻，但因 所謂⾰命的原因，至今未舉⾏結婚典禮。他和範經過籌備，遂在南京補辦了⼀次儀禮隆重的結婚儀式。 據史料記載：出席這場1927年於南京舉辦的婚禮嘉賓有吳稚暉，何玉書，何應欽及太太王文湘。 1933年，王昆侖秘密加入中共地下黨，完成了從國民黨右派骨幹到中共黨員的歷史性轉變，登上了日後平步青雲的第一階台階。 1973年8月29日晚10點，顧毓琇在周培源夫婦及廖承志夫婦的陪同下，見到了剛開完中共十大的周恩來。顧毓琇在會談中提及表兄王昆侖，周表示愧疚自己太忙不及過問。1975年3月王昆侖恢復自由。 晚年王昆侖東山再起，而何玉書已經天人永隔。 從北京街頭激情相遇，又民生週刊朝夕相處，到結為信念一致的黨人，再共赴前線投身北伐革命，王昆侖何玉書於江湖和官場中相知相識。1949後，王昆侖高官厚祿，何玉書淡泊隱身。在翻天覆地的大潮中，革命政權疏而不漏，南北兩位舊時代弄潮兒，可謂殊途同歸：一個羈絆秦城監獄，一位棲身提籃橋牢房。 革命巨獸吞噬自己的兒女，用血海滋養虛幻的信念，以至永生不朽。 另值得一記，“1958年, 在「除四害」運動中，北京市副市長王崑崙兼任「首都圍剿麻雀總指揮部」總指揮，對北京市全市的麻雀進行圍剿消滅，其間，1958年4月19日至21日，三天突擊殲滅麻雀，4月19日凌晨5時，劉少奇親臨北京市督導，在8700平方公里北京市內，300萬群眾用三天時間捕滅麻雀401,160隻”。 （原文和圖片刊發在：https://zhuanlan.zhihu.com/p/1959950991697870877）

何玉書為樓其香夫婦七十大壽撰祝壽帖（1941辛已年）

樓其香，疑似為西泠印社樓辛壺之父。 樓辛壺(1880-1950)，名邨，字肖嵩，號新吾，亦號辛壺，又號玄根，浙江縉雲人，僑居上海，善治印，較早加入西泠印社，樓辛壺和吳昌碩交誼特厚，他的篆刻受吳氏的指導。《西泠印社志稿》曰：“樓邨，縉雲人，游杭，愛西湖之勝，遂家焉。善畫山水，能詩工書、篆刻宗秦漢。”曾任上海美專中國藝專教授。

何玉書的“無罪”判決書

1987年，是何玉書死後的第22年。何玉書親屬終於等來了撤銷判決的通知書。 何玉書因反革命案，於1954年8月23日，被“中國人民解放軍上海市軍事管制委員會軍法處”，以“滬軍法判（54）市字第3291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10年”。 二十二年後，何玉書家屬堅持上訴要求重新核查當年判決，經“閘北區人民法院檢查發現原判不當，報請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審核”。 “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依法組成合議庭，經審查：原審在認定事實與適用法律上均屬不當。為此，特裁定如下：一，撤銷”中國人民解放軍上海市軍事管制委員會軍法處滬軍法判（54）市字第3291號判決；二，本案發交上海市閘北區人民法院再審。（1986年6月25日）。 一年後，上海市“閘北區人民法院”於1987年4月22日組成合議庭，再審了“何玉書反革命一案”。“現查明，何玉書在解放前先後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政治部主任，國民黨江蘇省實業廳廳長，田糧處長，國民黨上海市政府參議等職。解放後，已登記交代。又查，何玉書在解放初期與陳羽新等人一起傳播小道消息，無反革命目的，不構成犯罪。據此，特判決如下：對何玉書宣告無罪。 輕描淡寫的一句：對何玉書宣告無罪。而何玉書此時已經離世22年，受盡磨難，屍骨無存。 何玉書1953年10月13日因陳梅魂（陳羽新）案牽連被捕，先關押在上海市公安局閘北區分局，後因被懷疑為何不隨國民黨撤退台灣，有敵特嫌疑，而與同案四人被轉移，關押在審訊重案犯的車站路第一看守所。在車站路第一看守所，何玉書被嚴酷審訊，終因沒有實據能證實是潛伏大陸的敵特人員，而只有前政府高級官員的所謂歷史問題，而草草以所謂傳播小道消息的“反革命罪行”被判處10年有期徒刑。 一個前北京學運領袖人物，一個北伐老革命，一個為民生福祉實業振興和發展教育，勤力工作大半輩子，一個遞交投名狀，只為在新政權下謀得一席安生之地的前政府高級官員，終於被滾滾的革命洪流吞噬，死如賤民。 二十二年前的錯判，一條老命，換來的只是薄薄一頁“宣告無罪”。沒有追責，沒有賠償，沒有祭悼，沒有安撫，如煙如塵。 當年的判決書是滬軍法判（54）市字第3291號，其時1954年8月。 何玉書案只是上海1954年1月至8月宣判的第3291號案件。

（原文和圖片刊發在：https://zhuanlan.zhihu.com/p/1956307905436426960）

《晨報》報道：京兆尹王芝祥慰問何玉書李大釗蔣夢麟等代表

1921年7月25日《晨報》報道，大總統徐世昌派京兆尹（即當時的北京市長）王芝祥慰問北京市教育界，到會者有北京國立專門以上八校教職員代表李大釗等二十六人；學生聯合會代表何玉書等二十八人；蔣夢麟等七校長；調停人范源濂、汪大燮、張一麟，各方都有代表發言。隨後代表們去醫院慰問馬敘倫等。

何玉書與黃炎培的交往

黃炎培與何玉書交往凡數十年，直至何玉書晚年。 黃炎培出生於1878年，年長何玉書14歲。黃出生於江南現今上海浦東川沙，何玉書出生於西南貴州貴陽；一個是晚清舉人，一個是民國晚輩，新晉官僚。何玉書與黃炎培相交相識幾十年，可謂機緣巧合。 這種機緣，一是，何玉書在達德求學時的老師，著名教育家黃幹夫與黃齊生兄弟，是黃炎培的好朋友；二是，何玉書在江蘇任職農工廳長時，黃炎培積極推行職業教育和農村改進實驗，與何玉書有緊密的合作；三是，何玉書傾心教育事業，不僅積極參與推廣職業教育，還就任過中央政校蒙藏學校主任和私立達德學校校董以及南通大學校董，與黃炎培可謂理念相同；四是，黃炎培的貴人和老師蔡元培早年也與何玉書相識，還接受過何玉書饋贈的1000元。他們彼此都有很多共同的朋友師長和長官部下，關係密切。 黃炎培是晚清舉人，後進新學南洋公學師從蔡元培，並加入同盟會。黃炎培早年最大的功績是，聯合社會知名人士蔡元培、梁啓超、張謇、宋漢章等48人於在上海創立中華職業教育社，開辦中華職業學校，以「敬業樂群」為校訓，提出「勞工神聖」、「雙手萬能」的實用教育主張。1926年黃炎培提出「大職業教育主義」的主張，認識到「專守教育崗位，不足以救國」，創辦《生活周刊》，後來的主編就是鄒韜奮。這些創舉，使其成為中國當仁不讓的職業教育鼻祖先師。 1926年，中華職業教育社聯合東南大學農科教育科、中華改進教育社、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在江蘇省昆山縣徐公橋建立農村改進試驗區。1929年春，時任江蘇省農礦廳廳長何玉書、第二科科長祁翊三前往實地考察，“均覺有努力推行之必要”“爰有先就省會附近擇區試驗之動機”。黃炎培日記中記載“1929.1.7日 星期一 属史稿。 午前至职社，偕问渔、卫玉同访何梦麟（玉书）于五洲旅店。 访新之、静仁不值。 公宴何梦麟于功德林。 至社。 恕再来。 偕寿毅成访孟罗（孟禄）。晤周季梅、颜骏人。斐岛华侨代表公宴于国民饭店“。 1929年8月，黃炎培赴黃墟鎮考察，為建立改進試驗區選址。經考察，決定以黃墟為中心，就近劃出38個村從事改進，計1480戶，共6432人，面積約13.5平方公裏。對於這次黃墟之行，黃炎培在日記中寫道：“（8月20日）清晨到女職校。早餐於新美麗。坐火車至下蜀站，坐人力車至橋頭，於下蜀晤周栩蝶（宜琳），同至橋頭晤華子蘇及蘇君等，觀荒山宜桑之岡地。參觀三育大學，校長李博克陪觀。晚回鎮江，宿女職校。（21日）晨七時，至車站茶園，與葛運成等商蠶種場組織。八時十五分，偕禦秋（冷遹）坐火車至新豐站，坐轎行十裏至黃墟村。歡迎會殷氏宗祠演說。遊全村。晚，回鎮江，禦秋招餐於公園，何玉書在席，暢談。夜車回滬。” 1929年11月，由中華職業教育社江恒源、楊衛玉，地方人士冷遹、殷梓甫、殷德昌、殷慶堂，江蘇省農礦廳祁崙捷、許榮，鎮江縣立師範學校趙思伯等9人組成“鎮江黃墟鎮農村改進試驗區委員會”，推舉冷遹為主席。1929年11月24日下午2時，在殷氏宗祠舉行黃墟農村改進試驗區開幕典禮，各機構代表及村民共5000余人參加，廳長何玉書主持，國民政府各部、江蘇省政府、中華職教社均有代表出席。 1930年11月《黃墟》第一期出刊，黃炎培題寫刊名，何玉書、江恒源、黃炎培、冷遹分別作序。黃墟農村改進試驗區以“土無曠荒，民無遊蕩，人無不學，事無不舉”“康樂、和親、安平”為目標，在村政、農礦、教育、建設等方面均有建樹。 在黃墟試驗區開始規劃，實施和推進的整個過程中，以何玉書為廳長的江蘇省農工廳一直鼎力支持，出錢出人。從現有的資料可以看到，何玉書不僅親自考察予以肯定，積極安排人員和資金支持，也和黃炎培多次歡宴晤談，這在黃炎培的日記中都有記載。 抗戰時期，何玉書回到貴州。黃炎培1938年在黃齊生陪同下從重慶前往貴陽，拜訪省主席吳鼎昌，同時參訪了達德學校，並在達德開設中華職業教育社貴陽分社。 值得一提的是，黃炎培妻子王糾思1940年病逝後，1942年，黃炎培續弦的妻子姚維鈞，也是貴陽大學畢業生。黃炎培雖是上海人，但是與貴州卻是有著各種不解之緣。 儘管何玉書在江蘇工作主要是1927-1937年，抗戰時期都是在貴州，1946年後在江蘇也是從事糧政管理工作，但是與黃炎培的交往似乎一直存續。據何玉書家人回憶，何玉書1948年在上海購置的襄陽南路四四四弄31號住宅，也是黃炎培牽線作中間人成交的。當年家中也保存有不少何玉書與黃炎培的往來信件，可惜在文革中都已經蕩然無存。 據何玉書家人回憶，1949後，黃炎培動員何玉書前往北京，參與他主持的民主黨派工作。在獲得中央同意後，何玉書檔案也被調到北京審查。也就是此時，何玉書因陳梅魂案發錯判入獄，赴京工作一事就此擱淺。何玉書家人曾有幻想，如果當年何玉書赴京工作，進入民主黨派中央高層，活出統戰價值，或許上海的慘況不至發生。但，這都只是推測和幻想。 事實是，何玉書被判入獄十年，後寫信求告，獲得上層批准。在坐監三年後，於1956年保外就醫，監外執行。當年經軍管會判決的涉及反革命案件，要獲得改判減刑實屬不易。據何玉書家人說是上海接周辦指令改判，現已難以考證。周公當年位高權重，早年黃埔的同事之誼，已事過境遷。一種猜測是，何玉書以戴罪之身應該不敢直接打擾周公。那麼，更穩妥的方式，就是寫信給老友黃炎培求救。因為黃炎培與何玉書老師黃齊生關係非同一般，黃炎培與何玉書本人也有多年密切交往，熟悉了解他的經歷，而且正在為他調動北京做工作。黃炎培當時是民主黨派中央高級領導人，與毛周都非常熟悉，在當時還可以直接進言，是有影響力的人物。所以，一種比較可能的情形是，何玉書寫信給黃炎培求救，並懇請黃炎培轉致周公過問紓難。黃炎培雖然1954後被毛冷遇，但是，周那時應該還對黃炎培保有一定程度的尊重，即便是出於統戰考慮。那麼，在黃炎培把何玉書求救信轉給周，並為何玉書背書求情的情況下，周極有可能顧及黃炎培當時的地位和社會影響，做個順水人情---對一個過氣的，沒有社會影響力的獄中老人，網開一面。但是，1954後，黃炎培自身難保，從此緘口不言。周看風使舵，也不會再做不合時宜之事。這也可以解釋一個疑問，如果是周辦干涉減刑，為什麼何玉書出獄後沒有再給周辦寫信？因為周辦一個電話就可以為何玉書安排閒職給予生活照顧。其實，一是何玉書早已過氣沒有統戰價值，二是，黃炎培被邊緣化，三是，何玉書減刑保外就醫也只是周給黃炎培的一次性面子，僅此而已。 黃炎培以窯洞對，週期律而名噪一時，一度是當朝天子的座上賓，但是卻沒有把對自己的命脈，也沒有學到他的老朋友，上海灘聞人杜月笙的人情練達，洞若觀火。黃炎培在建國初期活躍後，1954年因反對糧食統購統銷而向中央和毛提意見被冷遇，就此識相閉口，死於1965年。身後，他妻子於文革中被逼自殺，三子黃萬里被批鬥，五子黃必信夫妻均死於非命，一女當年14歲失蹤，杳無音訊，可謂家破人亡。（原文和圖片刊發在： 黃炎培以窯洞對，週期律而名噪一時，一度是當朝天子的座上賓，但是卻沒有把對自己的命脈，也沒有學到他的老朋友，上海灘聞人杜月笙的人情練達，洞若觀火。黃炎培在建國初期活躍後，1954年因反對糧食統購統銷而向中央和毛提意見被冷遇，就此識相閉口，死於1965年。身後，他妻子於文革中被逼自殺，三子黃萬里被批鬥，五子黃必信夫妻均死於非命，一女當年14歲失蹤，杳無音訊，可謂家破人亡。（原文和圖片刊發在： 黃炎培以窯洞對，週期律而名噪一時，一度是當朝天子的座上賓，但是卻沒有把對自己的命脈，也沒有學到他的老朋友，上海灘聞人杜月笙的人情練達，洞若觀火。黃炎培在建國初期活躍後，1954年因反對糧食統購統銷而向中央和毛提意見被冷遇，就此識相閉口，死於1965年。身後，他妻子於文革中被逼自殺，三子黃萬里被批鬥，五子黃必信夫妻均死於非命，一女當年14歲失蹤，杳無音訊，可謂家破人亡。（原文和圖片刊發在：https://zhuanlan.zhihu.com/p/1956307905436426960）

何玉書貴陽舊居：南明河畔息烽路1號

謝孝思《黃齊生傳略》中的何玉書（何玉書曾任達德學校校董）

周恭壽保舉何玉書任鎮寧縣長（1938年3月至6月）

何玉書出任鎮寧縣長，為周恭壽所保舉。 “周恭寿为人刚毅，持正不阿。辛亥革命后，贵州咨议局改称“立法院”，人事不变。适议长谭西庚返籍，周恭寿代其任时滇军司令唐继尧以奉令北伐为名，率部入黔，颠覆了“贵州大汉军政府”，自为都督，刻印信为“大中华国贵州都督府印”，照会“立法院。在此，周恭寿以南京政府定政体称“中华民国”，今去一“民”字，有背统一法令，不能接受，乃集议退还“照会”，迫使唐继尧不得不销印改办。1923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北洋军阀首领曹银打败奉系后，以上千银元一票的高价收买国会议员选他为“大总统”，并在报上将各省议员参与购选与否一一列名刊载以示警。当时，全国有590名国会议员受购选曹当“大总统”，但作为国会参议院议员的周恭寿，对此却不馅不贪不畏强暴，与安顺籍的国会议员黄元操一起，坚决不选曹当“大总统”。周恭寿对于同道对自己的有益帮助，铭记不忘。1937年，都匀龚雪框病故，周恭寿曾表其墓云：“余与君幼同笔砚，长共患难，40年如一日，余性急，君常济之以缓；余性周恭寿德高望重，深受人尊敬。在本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中期，黔人曾把他和王伯群、任可澄、周素园、平刚、张彭年、陈幼苏、窦觉昌等人称为“贵州八俊”，此赞誉实为不渗。他曾以其当时的政治声望和社会影响，推荐都匀龚雪樵任四川省长公署主任秘书；先后保举贵阳何玉书、尹斌和都匀解幼莹，分别任镇宁、贞丰、开阳县县长，保举麻江艾玉章任省田粮处县级科长。周西成主黔时，福泉县（昔称平越县）拓泽忠（字寿珊，原籍安徽寿县）任遵义县长，贪污受贿，周西成大怒，立即派员将拓挤棚带锁，押游全省各县，以儆效尤。押游几县后，周恭寿认为：惩之过严，无异置之于死地，乃向周西成面陈，获准改为免职追账缴公，停止押游各县。1941年，他解佩归里，定居麻江县城，多有求业者请他荐籍，他只要力所能及，皆予帮助解决”。

貴州省參議會二屆三次大會集錦

江蘇省政府委員會第一次會議記錄之何玉書簽名

何玉書交遊和敬佩之長官是誰？

何玉書1943年2月26日填寫了《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人事調查表》。在“交遊”一項中，何玉書填寫的是“敬佩之長官何敬之先生，陳果夫先生，王伯群先生及吳達銓先生”。 文中的何敬之，就是何應欽；王伯群，即是王文選；吳達銓，就是吳鼎昌。 先說說何應欽。現在大多數人對何應欽的了解，無非歷史課本中的“何梅協定”，和日本投降時，代表中國戰區最高統帥特級上將蔣中正接受受降書的何應欽。 何應欽是貴州興義人，祖籍江西。何應欽出生於1890年，有兄弟五人，人稱何家五虎。五虎分別是老大何應楨（字耀之，曾任縣教育局長）、老二何應祿（字升之，其次子何紹周曾指揮松山戰役獲大勝），老三何應欽（字敬之）、老四何應瑞，老五何應炳。五兄弟中，何應欽和四弟何輯五（何應瑞）比較有名。此外，何應欽還有六個姐妹女輩。 何應欽與何玉書的交集，開始於何應欽在廣東時期。1924年，何玉書應何應欽相邀，從北京前往廣東。據史料，何玉書初到廣東，先在建國粵軍參謀部任參謀，後任孫中山秘書。在黃埔軍校開始籌建後，何玉書很快就參與了黃埔軍校的建校工作，任黃埔軍校教導團一團的會計長。教導一團的團長正是何應欽。也可以說，從一開始，何應欽就是把老鄉何玉書當作親信培養。何應欽讓何玉書在自己的教導一團主管錢財，一是發揮他經濟課畢業的專業所長，而是軍隊錢糧不容他人置喙，必須掌握在自己人手中。當時，何應欽關照的不只是同鄉何玉書，帶在身邊的還有自己的侄子何朝宗，任副官處處長，太太王文湘的的侄子王淑芳，擔任何應欽的秘書長。何應欽的弟弟何輯五從貴州講武堂畢業後，在大元帥府警衛隊擔任連長，後重回何應欽的國民革命軍第一軍司令部任職。何輯五在北伐期間擔任過潮梅警備司令、第一軍補充師師長、第十軍副軍長等。何應欽的侄子何紹周也是黃埔一期生，參加了兩次東征戰役和北伐，後授中將軍銜。不過，何應欽雖然對家鄉子弟多有關照，但是也強調唯才是用，要求子弟必須就讀軍校畢業或者接受過基礎教育，以免貽誤子弟，且授人以柄。 1925年2月，大元帥府發動國民革命軍東征，蔣任司令兼任兩團總教官；何應欽指揮教導第一團，並在第一次東征的主要戰役（攻擊淡水城主力軍,棉湖戰鬥）擊敗陳炯明，占領潮州、汕頭。4月，教導團擴編為黨軍第一旅，何應欽任旅長，何玉書任第一旅輜重隊會計長。6月，駐粵滇軍楊希閔、桂軍劉震寰發動叛變，何應欽指揮黨軍第一旅轉移部隊脫離東江一帶戰線，部隊回師廣州，並配合建國粵軍，與守城的國民政府警備軍，肅清建國滇軍，與建國桂軍的叛變。平定劉、楊叛亂後，國民政府改組旗下的建國軍與黃埔校軍部隊，統一稱為「國民革命軍」。黃埔校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第一軍。第一次東征結束後，原先的兩個團擴編為3個團，敉平楊、劉後，納編建國粵軍第4師，改組為3個師，第一師師長何應欽，何玉書任第一師經理處長，仍然是主管軍隊錢財糧草。1925年9月啟動的第二次東征戰役中，何應欽擔任東征軍第一縱隊指揮官，何玉書仍然跟隨何應欽征戰。東征結束後，蔣中正委任何應欽為黃埔陸軍軍官學校潮州分校總教育長，蔣兼任校長。何玉書此時，從會計長和經理處長開始轉型為政治幹部，在周恩來和鄧演達兼任政治部主任後之後，出任潮州分校的政治部主任。 後來成為副國級的中國全國政協副主席王昆侖，就是在此時，從北京跑到廣東，找到何玉書，在政治部謀得政治教官一職。 1926年7月，國民政府誓師北伐時，何應欽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軍長，率國民革命軍攻福建、浙江。何玉書此時就任北伐第一軍政治部主任，及北伐東路軍總指揮部政治部主任。由於戰事緊張，情形混亂，曾經誤傳何應欽兼任第一軍政治部主任，為此，蔣介石特意去電請何應欽不要誤會“何玉書仍為第一軍政治部主任，並未令兄為政治部主任”。（此電錄底原存總統府機要室）。 這些史實也證明，何玉書從一次東征，二次東征，到北伐，一直跟隨何應欽左右，是名副其實的老革命和何應欽的左膀右臂。由於歷史塵埃遮雲蔽日，不少人只知道周恩來，鄧演達當過潮州分校和第一軍政治部主任，卻不知道何玉書也曾經是潮州分校和北伐第一軍的政治部主任，只是先後而已。在革命軍初始艱難階段，何玉書與何應欽一起浴血奮戰的共同經歷，是他們基於同鄉，和留日背景之外，最重要的信任基礎。 北伐軍打下福州後，何玉書就任福建臨時政府財政委員會主任，也是事實上的福建臨時政府實權人物。在《集美學校編年小史》中，還有何應欽與何玉書聯名以總指揮和政治部主任名義，給集美學校的電文。 何應欽打下福建後一路北上，相繼打下浙江，上海，南京，擊敗張宗昌，孫傳芳，奠定了北伐軍在江南的勝利局面。 此時的何玉書在安頓好福建事務後，也隨即赴上海，參與了民國定都南京，開啟了轉型專業官僚，參與復興建設的重要篇章。 由於何玉書的革命經歷和經受了血與火的考驗，加之專業背景，在民國定都後，被任命為江蘇省第一屆至第五屆的省政務委員會委員，也就是相當於現在的省委常委，兼任農工廳長。農工廳後改組為農礦廳和實業廳，何玉書均續任廳長。 在何玉書落地江蘇參政後，何應欽卻是繼續揮軍馳騁，任北伐軍總司令部總參謀長，後任國民政府軍政部長並直接指揮大圍剿。表面看似兩人工作似乎無交集，但是兩家往來密切，私交頗好。其時，貴州大佬王伯群也在國民政府做交通部長。在那個風雲際會的年代裡，這些貴州人互相提攜，互相幫助，在民國政界軍界佔有了一席之地，得以發揮才幹，為國家和民族貢獻才智。 何玉書在江蘇工作遇到阻礙，甚至人事上與顧祝同有衝突時，也是王伯群，何應欽還有陳果夫先生施以援手，度過難關。 另外一個故事，也可以看出何應欽與何玉書的關係，不只是工作聯繫，他們也是同鄉和朋友的私交。據何玉書家人介紹，何應欽喜歡養德國狼犬。當年去貴陽開會時，何應欽就把狼犬寄養在何玉書家中。何玉書家也養有退役軍犬德國黑背，名叫“科羅”。1980年代，部分何玉書故居還有保留時，筆者親眼見到過前院的大樹上刻有“科羅”兩字。 何應欽的弟弟何輯五，曾任貴州建設廳長和貴陽市長。兩個何家無論是工作關係還是私交友誼都十分密切。這種關係，基於信任和鄉情，經歷過血與火的考驗，對與何玉書仕途發展有著極為重要的幫助。 在何玉書從軍界轉而從事經濟建設管理工作之際，另一位顯赫的人物成了他的直接上司和貴人。這個人，就是大名鼎鼎的陳果夫。 1924年，陳果夫積極參與黃埔軍校的建校事宜。接蔣介石密令，陳在上海為黃埔軍校籌辦軍服裝備，秘密招兵買馬。1926，陳果夫赴廣東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代部長，掌管組織人事工作。同時期，何玉書在黃埔軍校追隨何應欽參加兩次東征戰役和北伐戰役。可見，他們最早的交集是在廣東。掌管國民黨中央組織人事大權，並積極準備清黨的陳果夫，對孫文主義學會會員，黃埔軍校潮州分校政治部主任，何應欽的親信何玉書，應該有過詳細了解和考察。這也是後來陳果夫積極向蔣介石推薦何玉書擔當蒙藏學校主任，導淮委員會委員和總務處長的因素之一。 1928年1月，國民政府成立導淮委員會。導淮委員會以黨政要人蔣中正、陳果夫擔任主任及副主任委員，以示國民政府重視淮河治理的決心。委員會聘請留德水利專家李協總其事，亦延請外籍顧問方修斯等人協助，動員可觀技術人力及民工。值得一提的是，治淮的很多材料設備，都是利用庚子賠款從國外購置。這筆賠款甚至到1980年代中後期還為中國公派留學生支付相關費用。 1932年，陳果夫為國民政府導淮委員會副委員長。其時，何玉書屬下的實業廳被裁撤併入建設廳。何玉書也於1932年加入導淮委員會任委員，後任總務處長。隨後的1933年，陳果夫兼任江蘇省政府主席，負責整治江蘇及淮河水利。同時期，陳果夫還負責1929年成立的中央政治學校領導工作，並與丁惟汾，戴季陶力促開設蒙藏班，蒙藏學校，推行邊疆政治教育。1933年2月初，中央政校校務會議上，戴季陶“以蒙藏教育關系重大”，主張蒙藏班改為蒙藏學校；陳果夫因此密電蔣介石，“下令將該班改組為校，仍屬本校，並另電季陶先生請其主持改組”，獲蔣同意。當此之際，確定蒙藏學校主任是關鍵。儘管何玉書已經在導淮委員會任總務處長，但是陳果夫思前想後，覺得這個職位，唯有何玉書能夠擔當。國民黨大佬戴季陶也給蔣介石寫信“何玉書同志,主辦蒙藏學校,其人之才能,果夫立夫兄均知之,大抵可以放心委任無憂”（戴季陶文存卷二）。這也就有了何玉書請辭導淮委員會總務處長，轉任中央政校蒙藏學校主任一事。就個人秉性而言，何玉書儘管擅長經濟管理，但是對於教育也是情有獨鍾。尤其自己出身西南邊陲，對邊疆教育落後狀況心知肚明也希望能有所作為。所以，儘管在導淮委員會任上盡職盡責，但是一旦陳果夫有徵召，他立即向導淮委員會請辭，並電蔣介石進入新角色。 導淮委員會，和中央政校蒙藏班，都是陳果夫親自組建和傾注心血的機構。何玉書在兩個機構中都擔任了關鍵角色，可以證實陳果夫以及戴季陶，丁惟汾等大佬級人物對何玉書的肯定和信任。 這裏需要指出的是，大多數人只知道陳果夫是CC派頭子，中統創建人，也是國民黨組織系統的關鍵人物。但是不了解陳果夫醉心經濟建設和文化思想教育的經歷。陳果夫和陳立夫兄弟晚年都傾心於中華傳統文化，陳果夫更是因自己常年病患，極力推崇中醫文化，也留下不少著作。 抗戰爆發後，國民政府內遷重慶。陳果夫1939年組建了著名的“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第三處”，提出了由國民黨培植掌握新幹部的計劃，專門辦理人事調查、登記、考核的業務。也相當於後來大家熟知的中央組織部功能。從這裏也能看出，陳果夫在國民黨內的地位和影響力。 抗戰後撤退到重慶的何玉書，在南溫泉短暫盤留後，回到家鄉。經周恭壽保舉，1938年3月至6月，何玉書任鎮寧縣長，隨即重回貴州政壇，擔任貴州省政務委員會委員。在這段時期，貴州省主席是政學系老人吳鼎昌，吳達銓先生。至此，何玉書從黃埔系，CC系，轉型到了政學系門下。 吳鼎昌，字達詮，別號前谿，四川華陽人，生於清光緒10年（1884年）。吳是進士出身，曾任北洋政府財政部次長。也是民國初期金融界人物，企業家、官僚。1926年，吳鼎昌與友人胡政之、張季鸞合辦天津大公報，吳鼎昌任董事長兼社長，對於新聞事業影響深遠。後任南京政府實業部部長，貴州省政府主席。 何玉書本是經濟課出身，長年從事經濟管理工作，擔任過江蘇省實業廳長。而吳鼎昌在1935年就任國民政府實業部長，聯合國內各銀行，籌設農本局，成立合作金庫。1936年，吳鼎昌先後擔任國民政府財政委員會委員、全國經濟委員會委員、國民經濟建設運動總會委員等要職，是民國經濟金融界舉足輕重的人物。 1936年，何玉書卸任蒙藏學校主任後，陳果夫親自寫信給蔣介石，推薦何玉書在吳鼎昌任委員的”國民經濟建設運動總會“任職，這或許是何玉書與吳鼎昌在工作中的首次交集。 1937年11月至1944年12月，吳鼎昌任貴州省政府主席、滇黔綏靖公署副主任、貴州全省保安司令，佩上將軍銜。儘管是上將軍銜，但吳鼎昌畢竟是進士出身，又是北洋老政學系的經濟金融專才，執政風格不同於貴州武人出身的楊森，周西成。吳鼎昌主持黔政，正值抗日戰爭期間，而貴州則是戰略後方之一。吳鼎昌因此確立了開發貴州、支援大西南的執政方針。他首先將官僚資本引入貴州，組織貴州企業公司及農工商調整委員會，繼而在貴州建立起各種地方官僚資本企業，包括化工、煤礦、商業等各種行業約20家，投資金額數億元。從而使素有「人無三分銀」的貴州成為商賈雲集、經濟流通的後方基地，有力促進了貴州生產力的發展。吳鼎昌還注重發展教育，創辦貴州大學、貴陽醫學院及貴陽師範，對貴州經濟文化發展貢獻巨大，可謂主政一方，造福一方，口碑頗佳。何玉書此間一直在吳鼎昌領導下工作，從事田賦糧食管理工作，經常向吳鼎昌匯報請示，也得到吳鼎昌的指點和支持。他們有個共同點，都是學而優則仕，底子是文人，又是經濟方面的專才，且經歷多方面歷練。何玉書在江蘇也參與過農民銀行創辦，還當過監理委員會主席，對金融不算是外行。何玉書與吳鼎昌，在個性氣質方面，較其他人可能更為相近，也有惺惺相惜之情吧。在調查表中，何玉書特引吳鼎昌為交遊敬佩之長官，可見何玉書對吳鼎昌的尊重和敬佩。 最後，說一下貴州大哥大王伯群。 儘管現代人說起貴州近代名人，似乎何應欽名氣最大，很多人甚至不知道王伯群是誰。其實，當年的貴州興義王家，和劉家才是真正的豪門大戶。這裏的王家就是王伯群家族，何應欽家在興義最多算是地方鄉紳，耕讀之家，還算不上是大戶。 興義王家的入黔始祖名王璽，江西人，元末明初隨定南侯景雙鼎，因討伐盤踞雲南的元梁王而入黔。王家後來的興起，於興義劉家的通婚密不可分。王伯群父名王起元，母親是劉顯屏。劉顯屏為劉官禮長女，“興義系”軍閥始祖劉顯世的胞姐。劉官禮以辦團練鎮壓回民起義起家，晚年全力勸學，是興義史上第四座筆山書院的創辦人。筆山書院重金禮聘大儒雷廷珍（字玉峰）、姚華（字芒父）任山長。劉顯世、王伯群、王文華、何應欽等風雲人物，均受業於筆山書院。 王伯群18歲在筆山書院師從姚華，1905年得其舅父劉顯世資助，作為興義首批公派學生東渡日本就讀大冢弘文學校，後入日本中央大學攻讀政治經濟，再入中央研究院深造。期間，又加入同盟會，參加革命活動。王伯群曾任民國政府交通部長，對民國交通事業發展，尤其是航空，郵政的發展貢獻頗大。但是，真正使他身後留名的，卻是他1924年夏，同马君武在上海创建的大夏大学，也就是現今上海華東師範大學的前身。 王伯群長何應欽兩歲，何應欽又長何玉書兩歲。王伯群，何應欽都是興義人，王伯群的妹妹王文湘後來又嫁給了何應欽，彼此關係自然不一般。而王伯群，何應欽，何玉書都是先後留日的貴州學生，又都積極參與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革命。而王伯群的年資，經歷，學識，和家世背景，以及沉穩弘毅的性格，都在何應欽與何玉書之上，使得他成為了何應欽與何玉書當然的大哥。 儘管目前王伯群日記還沒有出版完全，何應欽留下的文字也極為稀少，何玉書的日記更是早就在被捕後全數焚毀，沒有留下片言隻語。但是，從他們的經歷交集，親友回顧以及部分史料中，仍然可以一窺他們在民國官場中，互相扶持關照的鄉誼之情。 1933年春，王伯群與何應欽、何夢麟、鈕永建等座談黨政問題。 在座各位紛紛發表宏論後，最後問王伯群對當前黨政問題有何高見？ 王伯群沒有直接回答，而是先問何夢麟：江浙素稱財富之地，今為何亦一躕不起？何答原因有三：“其一，政治制度不良，官吏無責任，中飽私囊者多；其二，中央束縛太甚，所有生產之費皆無所出；政治不良，民窮財運亨通盡，監匪充斥，人民不能安樂，經濟枯竭，此為其三。” 接著，他再詢何應欽中央對外交有何辦法。。。這裏提到的何夢麟就是何玉書。當時，何玉書任民國政府導淮委員會委員和總務處長。 何玉書家人在1937年淞滬戰役爆發後的8月14日，乘船離開南京前往武漢。當時形勢緊張，機關軍隊百姓都在撤往內地，一票難求。據回憶，儘管當時王伯群已經辭去交通部長職務，但還是安排仍在交通部任職的同鄉，送來船票，使得何玉書一家人可以安然抵達武漢。 大夏大學遷往內地貴陽後，王伯群延請在貴陽的何玉書為大夏學生講課。何玉書以貴陽省府委員和糧政局長的職務便利，也為大夏大學徵地建校，籌措經費糧草提供便利和支持。 王伯群因後期脫離政壇，轉而投身全部精力辦學，在民國官場上基本消隱，但是他的影響力仍在。而且，因為興資辦學，社會聲譽日隆，以致大夏大學成為他身後的一筆最重要遺產。 何玉書列王伯群為敬佩之長官，可謂由衷而言，感佩至深。 （原文和圖片刊發在：https://zhuanlan.zhihu.com/p/1948313537387692691）

何玉書為《抗敵》第二十七期防空節紀念專號題詞“有備無患”

何玉書的家庭

何玉書1892年6月4日出生於貴州貴州的一個殷實人家，祖籍是福建光澤。現今，福建光澤還把何玉書當作清末民初的家鄉名人予以記載史冊。 據傳，何家祖輩原籍福建光澤，曾經做過清朝的道台，後由於得罪朝廷官員被貶黜貴州。但是，這種說法因無檔案文獻支持，已經不可考。 目前知道的是，何玉書的父親名何光輝，母親姓名不知。何玉書有一原配，名蔡夢蘭，無子。何玉書在1943年填寫的調查表中註明，其時，蔡夢蘭已經去世。 何玉書為何光輝之長子。何玉書有弟妹多人。其中，弟弟有何玉琳（曾就職貴州省貴陽市第九中學）；何玉琨（貴州省安順市轎子山煤礦子弟小學）；何玉龍（曾就職貴州省貴陽市，貴州省地質局，108地質隊）。何玉書有一妹妹何瓊書，早年嫁給貴州軍閥丈夫，後因丈夫在戰爭中死亡，一直跟隨何玉書生活，在江蘇省政府就任科員。 何玉書1928年與陳夢芳結婚，育有五子一女。陳夢芳，原籍廣東梅縣，1909年陰曆4月26日生於上海。陳夢芳嫁給何玉書時，年僅19歲。1957年12月2日（陰曆12月21日），陳夢芳死於貴陽。 何玉書有五子：何同康；何同仇；何同心；何同寧；何同安。何玉書另有一女何同德，排行第三，年幼時因病夭折。 據稱，1949後，何玉書的妹妹何瓊書也滯留大陸，後遷居昆明，再婚。行止不明。 1946年前後，何玉書與王卿麗結婚。1954年與何玉書離婚後，王卿麗攜子改嫁，移居北京。 何玉書與王卿麗生有一子，名何天佑，生於1946年。何天佑，在何玉書與王卿麗離婚後，改名王天任。曾就讀於北京科技大學，後在吉林省遼源市建安中學任教。育有一子“王志昊”。 （原文和圖片刊發在：https://zhuanlan.zhihu.com/p/1948317867406758164）

國民政府任命何玉書為江蘇省農礦廳長文稿

何玉書為江蘇省農礦廳刊物《農礦通訊》題寫的刊名